沧州很大，又很小。
大的是沧州的面积，起码有三万几千平方公里。小的则是沧州的社会，虽然存在着大量隐户，但是这个州的人口仍然是很少的。顶天也就是十几二十万，搁在后世就是个荒凉的小县。
这人一少，社会自然就小了。而沧州的上层社会，规模就更小了，大约就是三五千人，其中最活跃，最势力的一部分又集中在首县清池县城及其附近，大约就是千人左右。
而这么一个小小的上层社会，控制了整个沧州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土地剩下的百分之五十中的绝大部分，则在开封府的将门勋贵或是清州的大商人手中！
同时这么一个小小的上层社会，也是沧州的流官们所依靠的力量。如果要画一个中国封建等级金字塔的话，最上层的是皇帝和朝廷，下面一层是地方官府，再下面就是这些地方豪强了，底层当然是被统治的劳苦大众。
而消灭这些被后世称为地主恶霸的地方豪强，建立起朝廷—官府—民众这样一个三级统治结构，当然是一种政治正确啦！不仅后世的人们大多持有这样的观点，便是在中国古代，也有同样的政治正确！
中国古代不是地主阶级在统治的吗？怎么会有打压豪强的想法呢？
这个嘛……地主阶级统治什么的，那是宏观的论述，并不代表地主阶级和朝廷就没矛盾了。实际上，打压地主豪强在相当长的时间中，都是朝廷的头等大事！
汉朝有“迁陵”，隋唐有“均田”，唐季到宋朝则是科举逐步大兴。宋朝时虽然“抑制兼并”的政策看起来少了，但是用重文轻武的科举制度接触地方豪强的武力，其实也是一种软刀子杀人的压制手段！
同时，实行国家专卖，抑制工商，也是打压地主豪强的一种重要手段将地主和资本家对立起来，那是后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个当然是不需要实践检验的真理啦！
不过中国古代的封建帝王们不懂这个真理，总是觉得商人发了财就会购买土地、控制人口，变成地主豪强，拥有部曲私兵，然后对抗中央……所以理想的统治，还是要重农抑商，抑制兼并，最好能消除豪强地主和商人，形成国家直接管理小农和经营工商的模式。
但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又是非常残酷的！
科举制度虽然削弱了豪强地主的战斗力，把他们从舞刀弄枪的恶霸，变成了读书知礼的秀才，似乎易于统治了。
可同时，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也变得文弱而且缺乏足够的能力。也就是说，豪强和抑制豪强的力量同时减弱了。能力不足的官员，对上解除武装的豪强，仍然是半斤八两的局面。
一方面地方豪强大多失去了大部分反抗的武力；另一方面朝廷派出的官员也大多是“孤家寡人”，没有了可供驱使的门客宾幕，最多就是有个把摇纸扇子的师爷。
这样一来，朝廷派出的地方官就得依靠本地的胥吏进行统治了。而那些本地胥吏又往往和地主豪强是一体的……要依靠这些本地胥吏去抑制本地豪强的兼并，想想也知道是靠不住的。
所以在勋贵士族统治中国的时代，还是有抑制兼并这回事儿的。可是到了相对平民化的科举官员辅佐皇帝统治国家的宋、明、清三朝，抑制兼并的政策反而消失了。
而在大宋建中靖国元年春夏之交的沧州，几个文官大青天要清查田户的想法，自然也得由沧州的胥吏们去完成要不然让谁去查？三四万平方公里呐！让几个文官自己去查的话，跑断腿也查不了百分之一的地盘。
而要依靠胥吏，那么五个文官青天还没有想好怎么查，检地查户的消息就已经传遍了清池县城内外的上层社会。而市舶司衙署为御前骑士购买职田的消息，同时也传遍了清池县城内外。
所以当武好古从忠义寨回到清池县城内的市舶司衙署时，已经有几个沧州当地的土豪在耳房那里恭候了。当先一个姓柴，单名一个励，字子豪，是那位无棣柴家的柴老员外的长子，生得虎背熊腰，面目却有点丑陋，吊眼睛，高颧骨，嘴巴很大，还留着一部络腮大胡子。
在衙署的后院的一间内堂里面，柴励和几个沧州土豪被人带了过来，见到武好古后，柴励便立马上前唱了个肥喏：“下官柴励见过武元首。”
他称呼武好古为“武元首”，是因为他虽然有个从九品三班借职的官身，却没有得到朝廷的官职，而是在界河商市做大都保也就是商市的民兵队长。手底下有100来个常备保丁，就是全职的“民兵”，配备了纸甲、弓箭、长枪、直刀和盾牌，担任商市各处要害的护卫，同时也是商市大都保的基干力量。
这些“常备保丁”，自然主要是柴家、慕容家的子弟，也有一部分是西门家提供的精壮客户。商市按照禁军上兵的标准给他们发了薪水，同时还每户分配了连排石库门住房（干满20年就可以得到产权），待遇还是非常不错的。
除了这些“常备保丁”之外，商市还有所谓的“警巡官”负责维持治安，目前也有100来人，装备的武器只有直刀和弓箭。待遇也和常备保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