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内阁的稳定执政，因而不应在战后问题上过于逼迫日本，从而导致军部势力的反弹。
杨度对方声远说，纵观各国政治，特别是东方各国。军方与文官系统的斗争是普遍的，军方主战却是祸国，文官主和却是爱国。中国孱弱已久。好不容易获得建设良机，绝不应穷兵黩武。打仗牺牲的是下级官兵，获利的是高级将领。比如封国柱将军立此大功，怕是要升元帅了吧？这就给那些追随总统的大将们一个提示，要想升官，非打仗不可。但扪心自问，我国的国力真到了纵横亚洲无敌的地步了吗？如果逼得狠了。必然导致日本政局的再次巨变，对我国并非好事。全面分析中日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我不敢说我国已经压倒了日本。至少在工业基础和国民素质上有差距。
方声远认为杨度的看法是对的。
方声远在勤政殿会议后动作很快，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由外交部统稿，拿出了一个和谈纲要。包括用庚子赔款尾款抵扣战争赔款、收回汉口、广州、沙市三处租界（上述三地日资全部没收）、日本公开向中国道歉等三大内容，但没有涉及公开惩办战争罪犯。
核心是赔款。
庚子赔款日本占比为7.73%，合计白银为3880两，自1902起，十三年间，以海关银和盐税为抵押，业已偿还1190万两，尚余2690万两，按照华元汇率（跟日元大致相当）。大致是2700万元。汉口等三地日资尚无准确数字，估计最高不过300万元，合计为3000万。
跟预计的战费支出至少有5000万以上的差距。
这个数字是方声远定的。曾遭到周学熙和段祺瑞的质疑，认为这样太便宜日本了。但方声远问及日本的财政是否可以承受8000万元或者更多的赔款？周学熙反问，当初日本在马关逼迫我国在割让台湾等地外赔偿两亿两白银，日本在内的列强在辛丑年逼迫我国赔偿三亿两白银，何尝考虑过我国的支付能力？
方声远认为，收回三地租界。免除每年约104万华元的庚子赔款也可以了，逼得太紧。导致日本的强烈反弹，就像当年日俄战争，一分钱拿不到，我们岂不太亏？
方声远实在是不想让战争继续下去了。
11月3日晚，方声远照例先让秘书打电话给海晏堂，然后带了唐绍仪去向龙谦汇报政府的正式意见。
一般人认为，总统和总理都居住在西苑，应该是日日见面才是。总理要面见总统，哪里需要先电话请示嘛。错！实际情况是，他们这些位居最高层的大员们彼此来往极少，除了重要的公务外，一般公务上的意见交流都是通过公文和电话进行的，更不要说是私事了。海晏堂作为总统临时官邸，很少有人因私事拜谒。可以随意进入海晏堂“串门”的人极少，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这类人不是以官职划分的，而是与龙谦的私交。在1914年，龙谦就任总统的第五个年头，可以不经通报进入海晏堂的只有陈超、陈娴、欧阳中、李文秀、大卫、张远哲等数人。陈超、陈娴不必说了，欧阳中是总统办公厅主任，算是日日见面的“大总管”，李文秀是鲁山遗孀，已迁居山东老家，平时不来北京。美国人大卫.狄文身份最为特殊，半公半私，一度时间还兼着振华的英文教师。如今大半时间在美国打理华美机械的商务，很少见面了。只有一个《中华报》记者张远哲特殊，1909年龙谦进京后认识了张远哲，成了朋友，特意交代办公厅，张记者前来不需通报。其余人便如王明远、司徒均、江云这样的绝对心腹，来海晏堂汇报请示工作也是需要提前约定的。去年东南军区司令官叶延冰上将来京，还被警卫挡了驾，搞得叶上将很不高兴，但事后龙谦也未给连襟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这一套制度建立的始作俑者正是欧阳中。其中利弊龙谦是清楚的，他算是明白了之前所不懂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什么是“孤家寡人”了，总统不是皇帝，但绝大多数国人眼中，他这个总统就是皇帝。只要他“金口”一开，没有办不成的事。所以建国后来海晏堂找他的老部下极多，搞得他不胜其烦。叙旧呢没有时间，私事相求又不能轻易答应，于是只好指示欧阳中把好门禁。不愿意见的人就被欧阳中挡驾了。为了不使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见怪，龙谦只好定期不定期地请一些人来海晏堂吃饭，每次聚会都颇费一番脑筋。总体上，龙谦请蒙山军体系外的客人多，请那些位子低的老部下多，反而如部长师长以上的大员极少。宴席简单，以叙旧为主，而且，这类私人性质的宴请向来是他自掏腰包。除非公务，比如请来访的外国政要如美国副国务卿兰辛，才走总统名下的招待费。
官员们承认，共和国建国后的官场风气与晚清有着天壤之别。这跟龙谦的“不近人情”多少有些关系。
步行去往海晏堂的路上，唐绍仪对方声远说，感觉到我们这个意见力度小了些，怕不能令总统满意。方声远说，总统常讲要实事求是。你觉得山东一战能捞回更多的好处吗？少川兄，说实话，能达到这个目的我就阿弥陀佛了。
果然，方案递交海晏堂，立即遭到了龙谦的反对，“如果是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