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的确定。
第三。公务人员的薪酬确定原则。走不走高薪养廉之路？就历史而言，宋朝的公务员待遇是极高的，廉洁指数究竟如何，龙谦也说不准。明清两代公务人员的账面工资却极低，比如清朝总督是从一品大员。薪俸却只有180两，而且是年俸。这不是开玩笑吗？在北京办一桌上档次的宴席，如果席面上有鱼翅熊掌一类珍肴，没有三十两白银下不来。一位类似于共和国大区司令官的高官，一年的薪水就吃半桌好菜？所以，贪污是必然的了。所以，才出现海瑞那样极端的清官。连吃一次肉都成了官场新闻。清代雍正朝之前，官员“正当”贪污的路子主要是火耗银子，火耗的水平基本看出当地主官的廉洁程度。所以，锐意改革的雍正帝才推出了火耗归公的政策，杜绝了官员对百姓的公开盘剥。同时推出了养廉银制度，等于承认官员的薪俸太低了。如两江总督。一年的养廉银就高达27000两白银，是其正常薪水的150倍！
共和国当然不能走清朝的旧路。
在建国之前，龙谦正式委托方声远牵头研究制定公务人员薪酬问题。为此，龙谦召集了军委会各局主要官员开了一个专题会，讲了他对机构设置。职数确定以及薪酬问题的基本原则。
当时他便委托王士珍做一个专门调查，调查什么？就是历史上各朝各代百姓与官员的比例问题，他承认自己读书不多，对于这方面的知识基本为零，但隐约记得一个资料上说西汉的官民比例是最低的，大约九千名百姓才奉养一个官员，之后就越来越不堪了，满清是多少，不知道。需要专门的人员查阅资料。
龙谦说，今天我讲三个问题，第一是薪水问题，第二是编制问题，第三是职务消费问题。
先说第一个。官员的薪俸来自税收，税收来自百姓，所以官员的数量和薪俸水平牵连甚广，直接影响到百姓的生活。与其让官员低薪过苦日子，然后养一帮人监督官员，不如直接将薪水定的合理一些。合理是多少？济南的大学教授月薪300元，中小学教师月薪100月或者更多一些，什么级别的官员可以比大学教授？济南的工厂多，据说技术工人可以拿到30~50元，而一般的小工，大概在10~15元。好几年没有去了，不知道这个数字确切否。我说这些，就是一个参照物的问题。中级官员不能高于大学教授，下级公务员不能高于中小学教师，这个原则希望你们考虑。高级公务人员，比如我这个总统该拿多少钱？大概让做具体方案的人感到不好办，我说一个标准好了，20倍！什么的20倍？就是普通市民收入的20倍。这是一个上限，很可以了，不能再高啦。我的薪水大概是系列中最高的，确定了我的，其他的就好办了。
第二个是编制问题。要特别注意压缩编制，你们或许不信，我说一个预言，编制总是要膨胀的，一直膨胀到老百姓承受不住，大家一起完蛋。所以，我们这些奠定共和国最初基础的人，要目光长远些。一个字，就是紧。机构编制要从紧，能用一个人的，绝不用两个人。副职的职数，原则上不超过两个，能不设的就不设，能用一个的就不用两个。我的意见，政务院在出台公务人员薪酬标准前，应当先将政府各部机构框架确定下来。搞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出来，不仅指导中央部局，也管各省，不然不好办。
还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编外”人员的问题。据说朱元璋曾因为江南某县一些不在编制内的公务人员大发雷霆，杀了好多人。朱洪武是苦出身，晓得百姓奉养官员的难处，编制外的官员吃的也是皇粮国税，要严禁出现这种现象。许公持的警察厅就叫唤人手不足，希望开一个口子，允许他招募1200名编外警察，邓市长向我报告，我没有同意。这个口子不好开，一开就不得了。不信你们去问一问专家。看历史上有没有这种现象？我告诉你们，有的，每当一个王朝快完蛋时，这种编外人员就格外多，等超过一定比例。王朝就轰然倒塌了。
第三是职务消费。这个词是我发明的，意思大家都理解。一些现象大家已经视为当然了，比如住房，比如用车，比如请客吃饭。很多人觉得，请客是为了公事嘛，外交局请洋人谈事。不能说是私事。理论上不能完全杜绝职务消费，但要定一个规矩。比如总理，比如唐局长，这类消费肯定少不了，让他们都自掏腰包，我担心他们不久就会打辞呈给我了。（笑）但不加限制会出问题！我跟你们说。我最近就常请人吃饭，开销都是我的薪水，太太意见很大，连呼吃不消。（大笑）我跟太太说，凭什么我挣那么高的薪水？就是有接待客人的意思在里面嘛。但太太不认这个帐。所以工作还得做，不然后院就不安宁。
我请客真的是为了工作，我相信大家也一样。但日子久了，问题肯定会出现，假公济私是免不了的。所以，我要政务院在研究薪酬、编制的同时，研究一下职务消费问题，将规矩立起来就好办了。职务消费花的是公款，是民脂民膏，所以必须接受调查审计，要过监察部那一关。发现经费使用不当的，要处理。轻则罚款，重则降职撤职，再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所以，宣传局要在法律上完善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