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罗汝才部在四川千里大游行，攻克十几座州县，队伍日益壮大。杨嗣昌惮心竭力调兵遣将，围追堵截，最后损兵折将，一无结果。
造成这种局面，除了诸多客观因素，所谓大势所趋之外，也有杨嗣昌个人主观方面的原因。郧阳抚治王鳌永曾经上疏论杨嗣昌说：“嗣昌用兵经年，不能荡平贼寇，并非谋虑之不长，正因其操心之太苦。天下事，总挈其大纲则易，事事用心则难。何况贼情瞬息万变，今数千里征伐机宜，一切尽出嗣昌一人之手，文牒往返，动辄旬月，号令与事机违背，无怪乎战败之报屡闻。……臣以为嗣昌之统驭诸将，不必人人授以机宜，只需核其机宜是否确当，执其要领，去其繁琐，决策奇谋以制胜。何至于迁延岁月，老师糜饷？”
王鳌永对杨嗣昌的评论还是公允而有见地的。在自以为是、事必躬亲这方面，杨嗣昌确实同崇祯帝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在明末诸臣中的确特别聪明干练，但这种聪明干练也正是造成千里转战，调度失灵，将帅不和，军心涣散的重要原因。
而崇祯皇帝总是喜欢那些在某些方面同自己有内在一致性的臣子，对于这个杨嗣昌又难得信任到了实处，当然听不进王鳌永一类的话，因而降旨对他进行申饬，仍然鼓励杨嗣昌继续我行我素。杨嗣昌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仍然事无巨细一管到底。到崇祯十四年春天。战局终于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
张献忠和罗汝才的这次入川，完全打乱了明军围剿农民军的部署。而在这时候。因为大批的明军调到辽东作战，中原的官军已经是捉襟见肘了，而被张、罗联军这么一搅合，中原围剿农民军的形势完全就颠倒了过来。所以说，张献忠和罗汝才这最后一次联合作战，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战果，也给了其他各条战线的农民军以有力的支持。
而在此时，趁着汝宁军的收缩战线。革左五营也运动、隐藏在了大别山地区。而见到了四周没有什么明军能够威胁到了他们，他们也将快蠢蠢欲动了。
而就在杨嗣昌正跟在张献忠、罗汝才的后面在四川进行千里游行的时候，另一支农民军在沉寂了两年多之后，又突然出现在河南地区。那就是李自成的部队。
李自成部自崇祯十一年初潜伏于川、陕、鄂边界山区，一直没有动静，明朝朝廷一般都认为这股农民已经彻底被歼灭，朝野中也流传着李自成已死的消息。但到了崇祯十三年冬季。李自成所部却奇迹般地再现，在河南西南部的淅川、内乡骠驰而过。
而李自成的出现，立刻体现出他巨大的号召力，各地的盗匪终于有了主心骨，他们与大批的流民一起纷纷地投入到李自成这股农民军中去。
最初到河南，李自成的队伍不过千余人。没过半个月，就已经过万人。一月出头，达到了几万。这年十二月，李自成攻破了鲁山、郏县、伊阳（今汝阳）、宜阳、永宁（今洛宁）等县，把整个豫东地区搅得天地翻覆。
而明廷也对李自成的出现完全是猝不及防。豫东地区也是明军防御最空虚的地方。就是汝宁军也对李自成的出现完全是措手不及。
在这时，汝宁军依照吴世恭预定的计划。准备在张献忠、罗汝才回返湖广以后，趁着他们与革左五营的遥相呼应，来个大范围的击溃、追击战，以此来获得大量的土地和人口。
所以汝宁军也已经在均州、南阳，以及汝宁南部地区集中了兵力，就准备找准时机出兵呢。没想到汝宁军的主力在南方，而李自成却突然出现在北面，这让汝宁军根本调动不了军队，只能把一部分主力转移到汝宁、南阳和归德北线，防止着李自成这股农民军向着自己的控制区蔓延。
于是这么一来，汝宁军根本没能力在短时间在北线出击，而汝州知州燕兢在听闻汝宁军把汝州的屯田庄子人员撤退以后，他毫不犹豫地弃城而逃，带着自己的家人逃到了汝宁。
不过在这时候也没人管燕兢的弃城之罪了。正月十九日，李自成部数万人开始围攻豫东重镇洛阳。洛阳不但是历代古都，聚集着中原精华，而且是控制关中和襄、郧两个方向战守的军事要冲，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洛阳又是明宗室福王朱常洵的驻地。而这个朱常洵就是万历帝和郑贵妃生的儿子，万历帝曾经为了想要改立他为太子同朝臣们闹得不可开交，后来改嗣的计划虽然失败，万历帝却给了这个分封在洛阳的宝贝儿子一笔巨大的财产，其中仅土地一项就达二万顷，此外还有大量的盐税、商税的常年收入。
这个福王号称富甲天下，而且同当今天子枝脉最近。他是崇祯帝的嫡亲叔父，又是嫡亲叔父中最年长的一个，因而在几十位宗室亲王中地位最为尊贵。由于有这样一位亲王住在城里，洛阳的政治意义更是超出寻常。
可是洛阳城的守御却近乎于个笑话。洛阳总兵王绍禹在河南领兵军将之中颇有名气，不过这名气可不是行军布阵地本事，而是克扣军饷的能耐。别人是克扣六成，他这边是克扣八成，然后还有一成发给亲兵。剩下的那一成才给洛阳城地士兵，所以这王绍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