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陕西巡抚孙传庭，他在西北的战绩相当不错，可其为人却颇为狷狂高傲。当此次勤王，孙传庭率秦军入卫京师被任命为负责南线的总督后，他就不断地指责杨嗣昌调配指挥失当，同兵部弄得关系十分紧张。
孙传庭的指责并没有错。因为此次抵御清军的全盘指挥确实是由杨嗣昌所负责的。虽然杨嗣昌也是一肚子苦水，明军将领之间的相互倾轧啦（例如卢象升和高起潜之间的矛盾）；明军的信心丧失啦（例如孙传庭本人的秦军望风溃乱）。可不管怎么说，作为总指挥的杨嗣昌总是逃脱不了责任的。
可是杨嗣昌这人的气量并不大，口角多了，再加上以前与孙传庭的旧恨，俩人之间的关系就形同水火，已经结下了深仇。
但是当清军出关以后，崇祯皇帝下令让杨嗣昌主持评定文武官员的功过以后，所有人都明白，杨嗣昌不仅圣眷未失，而且更加受恩宠，所以孙传庭也不敢再顶撞，想要惹不起而躲得起了。
这时候的孙传庭因为上火，一只耳朵聋了，更因为对杨嗣昌的不服气，于是他就屡次上疏请求去职养病。
可杨嗣昌又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呢？现在的他连谎报卢象升未死的事情都干得出，再陷害一下孙传庭也是毫无心理压力。于是杨嗣昌趁机屡次攻击孙传庭假托疾病，不愿担任保定总督这一危险的职务。
所以当再次听了杨嗣昌的话以后，崇祯皇帝立刻是火冒三丈，他怒喝道：“还想要挟朝廷，心存怨望？给骆养性说一声：收入诏狱治罪！”
王承恩立刻向殿门口随侍的小太监示意，让他立刻向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传达崇祯皇帝的口谕。就这么来回一句话，孙传庭就倒霉了。
又一位明末朝廷的能臣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而这一恶果又来自崇祯皇帝的随心所欲。我们一直说，崇祯皇帝为人相当刻薄，导致群臣失心。可这点还不是最重要的。
作为天子，最好当然是仁厚，可是处在明末国难当头，做皇帝的残暴一些倒也无妨。可是看看崇祯皇帝对待杨嗣昌和孙传庭的不同做法，他驭下时连最起码的公平都做不到。没有了公平，哪里来的群臣归心呢？
崇祯十二年五月初九日，谷城。
“城里的人都安排进去了没有？”张献忠问李定国道。
“可望和能奇已经带二百弟兄混入城中。他们已传出消息：城中毫无防备，约定四更攻城。孩儿愿立下军令状。天亮前保证把谷城交到干爹手中。”李定国说道。
对于李定国做事，张献忠还是很放心的。他满意地点点头，笑道：“官狗以为他们的调兵遣将我们不知，没想到早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这次我们再吃口肥肉，之后就去房县曹操那里。要好好地给官狗一些颜色瞧瞧。不过你也不要大意，到底城中还有二千多官狗。”
“是！干爹！”李定国立刻答应道。“不过干爹您放心。有了您刚交给孩儿的兵器，打下谷城那是更有把握了。就是有些可惜，如果再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也能多买上一些这样的兵器。”
“你也别太心黑，有时间也多买不了。”张献忠笑道，“那兵器质地虽好。可是卖的贼贵，我们可拿不出这么多的银子啊！”
“哦？是哪家卖的？惹得我们不高兴，抢他娘的。”李定国立刻竖起了眉毛。
“还不是吴屠夫他家的？不知怎么的，以前卖给我们零零落落的。这些天却大方了起来，价也落了两成。听说他们在北面和鞑子干过一仗，人死伤了不少，可能要多筹些银子做烧埋银吧！”张献忠笑道。
“他家倒富，吴屠夫对自己的兵丁也是好。他们家打造的兵器更不错。说实话孩儿也有些眼馋。”李定国也笑了起来。
这些日子汝宁军之所以卖给张献忠和罗汝才等农民军兵器，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且是支持他们再反。当然汝宁军的商队也把这情况封锁着，让张献忠和罗汝才他们都蒙在鼓里。
“暂时也别惹吴屠夫，他就是一个疯子，如果动了他的人，他就会死咬着不放，算起来不合算。买他家的兵器，一方面是他家的兵器确实不错，另一方面也是攀个交情。这山不转路转，说不定以后还有打交道的地方。你也约束一下弟兄们，让他们对吴屠夫的商队客气一些。”张献忠叮嘱道。
“是！干爹！”
就在明廷计谋已定，正忙于调兵筹饷之时，张献忠即得到了密报，又从官府和明军的迹象中感到了迫近的危险。于是他果断地决定先发制人，于崇祯十二年五月初九日率部重举反旗。
而明朝当地的官府和看守农民军的明军却是毫无防备。虽然朝廷围剿的命令早已传达，但是以五省总督熊文灿为首的文武官员却饱收贿赂，对朝廷围剿的命令是三心二意。而农民军对底层的那些明军士兵也是大肆收买、拉拢，所以那些明军失去了对农民军最基本的警惕性，有些甚至为农民军通风报信。
于是在张献忠部的里应外合之下，农民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谷城县城。知县阮之铀服毒自尽，巡按御史林铭球被杀，而监军道张大经和马廷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