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这个态度，实际就是认可了范进的方案，同意他与勋贵联合，专门盯着太监和皇亲国戚打的这个方案。范进悄悄擦去头上汗水，心中暗自叫了几声侥幸。如果不是两下的关系从恩主门下变成翁婿，张居正这种人哪里会给自己这么多时间讲道理，又怎么可能听自己规劝？
再一个要庆幸的，就是张居正并不是前朝那种以圣人标准要求自己的人物。他有私心有玉望也不以玉望为耻。对于帮子孙开后门，给女婿撑腰之类的事做起来毫无抵触，否则范进的日子怕也难过。他派两个管家与勋贵子弟接触，也就是代替范进应下了对方的请托。从勋贵角度看，范进当然是说话算数的大好男儿，够朋友讲义气。以后张居正如果说了不算，他们也不会迁怒与范进。
“官场凶险不逊于沙场，为了自己或是家族牺牲自己的儿女，这种事老夫也是见过的。好在如今天下太平，世道已经不像当年那么险恶，这种事不至于再发生。至少以老夫而言，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家人身上。老夫为朝廷效力，报先帝知遇之恩可以，但是不能搭上我的子孙儿女。世人多重儿，老夫偏爱女。舜卿的脾气就是被我娇惯出来的，你不在京师的这一年多，她隔三差五要到你家里侍奉，还偷偷学习广东话。这些事放在以前，她可是绝对不会做的。老夫看得出，卿儿对你的情义，如果让你做出牺牲，她肯定不会欢喜。我把卿儿许配于你是要她欢喜的，不是要她难过，你对她好一些就足够了。”
此时张居正已经转而关怀范进，“你在上元做的事，老夫都清楚的很，把你安排做个县令，着实屈才。老夫在想如果当日不是因为老夫的缘故让你南下，留在京城里陪在天子身边，于你个人乃至天下，或许好处更大。”
范进笑道：“小婿这点微末道行，不敢当老泰山美誉。在上元不过是做一循吏而已，上不得台面。如果留在京师里，其实也干不出什么成绩，还不如在上元为朝廷办点实事来得放心。其实大明朝才智谋略在小婿之上的官员不计其数，只要善加挖掘，不愁我们的新法不成。”
“大明确实有很多有才之士，但是这些人里，又有多少人能为我所用？”张居正说到这里，神情也有些落寞。对于自己门下这些人的行为毛病，他并非一无所知。虽然号称江陵用人不拘一格，不管是整理出万历会计录的王国光、不久前去世的好友李幼滋，还是如今正在主持河漕事务，以束水攻沙法治理黄河的潘季驯，乃至于戚继光、李成梁等国朝柱石武臣，都是当今天下一时俊彦，也都是张居正门下，可是这些人的比重实在太小了。
江陵门下客可以拉出上百人，但是能上台面的不多。大多数只是依附于张居正的权势，摇旗呐喊充场面而已。不但忠诚度不值得信赖，个人能力也并不出色。与他们的对手相比，这些江陵战将不管人品还是才干都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即便是张居正自己，也不大相信这些人能够把新政顺利的推行下去。
张居正不是一个糊涂人，他也知道用这些人推行新政的弊端，但是对他来说，也没有太多的选择。要推行新法就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乃至有人的家业会因此受累。加上张居正关闭天下书院，总揽大权等行为，导致大批读书人对张居正不满。虽然他们不可能对张居正造成什么影响，但是总可以保证自己不为张居正效力，推行新法的工作肯定指望不上他们。
不幸的是在当今天下，这些不愿意为张居正所用的读书人里，操守和能力出色者大有人在，毕竟愿意跟着张居正一起去破坏旧体系。为了推行新法可以不择手段的，大多是自身才具有限，在正常体制里升不上去，才走这条终南捷径。有才干的人难以驱驰，服从管理的才能又有限，也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范进的出挑才越发显得珍贵，乃至被一些人视为张居正门下头马。
从头马成为东床，一些原本能给的任务，未来就得换人去做。可是再想找一口比拟范进的快刀，又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也是困扰张居正的一个隐忧，也是个无解的难题。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道理谁都懂，可是懂和能做到是两回事。现在即便真有个大才出现在张居正面前，他也未必敢用。在才具与忠诚之间，张居正显然对忠诚更为看重，这也是治国者的常见想法不足为怪，范进这次来见张居正带来的真正礼物，也是他对于江陵系人才培养方面的计划：建立学校。
张居正不是王阳明那种开创学派的人物，在学术领域的影响远不如在正直上影响大。但是其本身的文学修养并不差，能做天子老师的人，学问自然了得，再加上张居正的身份地位，别看现在有不少人骂张居正，他如果建立学校讲学，愿意来读书的人怕是会挤破门槛。
真正阻挠学校兴办的，还是张居正本人。他其实从做大臣的时候就厌恶讲学之风，对于这种读书人议论朝政行为深恶痛绝。更何况关闭私学是他下的命令，再自己开办学校，也难免让人非议。
出于对范进的信任以及了解，张居正并不认为范进要自己开办的是真正愿意的学校，因此也就没急着否定，而是看着范进问道：“退思，你说的学校是要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