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老师严肃的面孔，范进终于意识到，在夺情和丁忧这件事上，自己似乎犯了个经验主义的错误。由于事先知道这一历史事件的结果，以至于倒果为因，把一切想的理所当然，仿佛这只是个剧本，所有人都是演员，一切都会按着剧本进行，忽略了其实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人，有着自己的思想、原则、行为模式以及最重要的社会环境。
现代人很难理解丁忧制度，并且很容易把夺情看成一件极寻常的事，只有身在这个环境下才能体会到夺情是一件何等艰难之事。首先，明朝以孝治天下并不是一句空话，孝成为社会秩序基石的一部分，为子可以不孝，为臣就可以不忠。在家中孝敬自己的父母，在朝廷忠于自己的主君，皇帝被称为君父，就是比拟父亲的存在，任何对父母不孝的行为，都可以延伸被看做对皇帝的不忠，这也是为什么在明代不孝是可以上升到死刑的内在原因之一。
在普通百姓而言，忠距离他们比较远，也很难体会得到，所以通过孝这种身边的行为，把忠予以具现。通过维持孝悌，构建全民讲孝的道德环境，维持了升斗小民对于忠的认识。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造反会被看做是大逆不道之事，这种行为不止是会被杀头灭族那么简单，而是从道德上首先就会被拷问，把对皇帝挥剑视为对父母施以白刃。走投无路之人会举起反旗，就整个社会而言，大多百姓对这种行为持鄙夷态度，这正是这种道德规范的作用所在。
孝的表现之一，就包括了对死者服孝义务。明朝从制度上规定了官员父母以及家中其他长辈的死亡服丧义务，这既是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也是一种福利，大致相当于丧假。官员在至亲死后，这种带薪假期回乡守制，完事后依旧回朝听用。至于有些人不想做官，选择在家乡照顾其余亲人，也会享受自己这个级别应享受的官员待遇。
这是整个国家官员都要遵守的制度，尤其是文臣不比武将，没有迫切的战斗需要，自身的道德操守要求也比武人为高。更是要以身作则，带头执行这种守制丁忧制度，以作为万民表率。毕竟老百姓的眼睛是看着当官的，如果做官的可以开头不孝，下面的百姓就不好办。
其次，夺情也面临现实问题。守制丧期是三年，实际执行为二十七个月。在此期间，应该穿丧服，食素，以表示对父母的哀思。顺带提一句，这里还要感谢朱元璋，在明王朝建立以前，守丧期内甚至不能与妻妾同房，如果丧期生子，还会被视为过恶而被言官弹劾。朱元璋从增加人口需要以及人之常情考虑，放宽了标准，只要男性在丧期不纳妾娶亲即可，已有妻妾生子不论，总算是给人留了条路走。饶是如此，这些基本的礼仪也是要遵守的，尤其首辅更是如此。
可是朝中自有朝仪，不管是参拜天子还是大朝会，都必须穿朝服，重大节日要穿吉服，重大庆典要穿祭服。这些衣服都与守丧期间的要求相矛盾，有的甚至是背道而驰。一旦夺情，那么这个穿戴就是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礼法制度的，这在明朝并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随时可以上升到体制层面的原则问题，可以说夺情之后，就有一系列很实际的麻烦要面对，并不是简单一句夺情，然后就一切如常。
最后，就是个人名声。张居正身为首辅，加之天子还没亲政，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皇帝的化身。他的一言一行，关系着皇帝的体面，甚至可以看做皇帝形象。如果他带头不守孝，难免给人以全国皆无孝道可言的感觉。如果孝这个基石被破坏，百姓就会失去道德准则，忠就很难维系。具体到张居正个人，一个不孝的首辅，连做官都很勉强，更没资格做百官统率。
如果当下有什么重大事件，导致朝廷不能没有首辅主持局面，夺情也有可说。可眼下天下太平，四海升平国泰民安，既没有外寇入侵，内部也没爆发足以动摇国家基石的民变。至于张居正的谋划，以及革新等事，在朝政而言，没人会认为那是争分夺秒必须马上推行的手段，夺情的理由并不充分。这个时候如果夺情，可想而知，即使大家不能把张居正怎么样，在心里以及舆论中，对其看法一定会下降好几个层次。将其看做恋栈权位无父无母，顺带必然无君的权臣奸贼。
众口铄金，舆论的威力不可小看，如果形成仕林及民间反张的风气，他将来致仕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子女亲族在社交等领域也必然会碰壁。再说，谁都希望赢得生前身后名，为了公事搞到自己成为万人鄙夷的目标，就显得很不智。所以从利益以及社会舆论各方面看，张居正这回似乎都注定要回家守制。
侯守用的慌乱可以理解，范进现在倒不是慌乱，而是有点迷惘。这就像一个死记答案的考生看卷子时，忽然发现要自己写解题步骤一样。他知道张居正会夺情，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夺情。以往一向无往不利的倒推分析法，这回失去了作用，因为不管他怎么想，都想不出张居正有什么理由要夺情不去。
他皱着眉头沉吟半晌才道：“恩师，弟子也不曾想到，张文明死的这般快。这一下倒是打了我们一个阵脚大乱，若是他再晚死一段时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