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城降临、仙人临世，估计只有亲自看到的人才会相信。即使这个天大的信息很快传遍了全国，但是想让国内的人们都相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是那些手掌握着军队、半**性质的势力，是不可能依此就对京城那边束手就擒。
所以，收服的同时，遇到了抵抗，也有了清剿的需求。比如对于左良玉、郑芝龙、张献忠等等这样的势力集团，就必须如此。
好，如果仙人真的出现他们面前的时候，表现出刀枪不入或者各种匪夷所思的能力的时候，无论多么自信的人，也会有绝望之感。
于是，武昊派出的子体飞天部队的接触之下，左良玉、郑芝龙、张献忠等等大势力，都归降了大明朝廷，各项整编工作，也进行当。
就这样，武昊来到大明一个月的时间之内，除去满清外所有不受控制的势力都被扫荡一空，大明对于地方的统治也重恢复了正常，各项改革措施、的制也进行当。
大明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一个月的时间，京城反腐行动早已完毕，总共收获了超过千万两的巨额不明财产，大批获罪的官员、皇亲、贵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随后扩大到全国范围内的反腐行动，是收获了超过十亿两白银价值的巨额不明财产。这里面白银只是一部分，一小部分是黄金，大部分是土地、房屋、厂矿之类。超过十亿两白银的价值，可想而知，这个时代的官员、皇亲、贵族贪污**起来有多么的恐怖了。
当然，有了官就有了商人。反腐行动之，无数的巨商落马，这些马无夜草不肥的家伙，可谓把官商勾结的勾当做到了一个极致。
这里面，不得不提一下晋商集团。
晋商的家路不是血泪史，而是汉奸史！两万万汉人的血泪史！假如没有晋商做汉奸出卖战略物资，武昊那个时空满清未必有能力进关，即便明亡，换个汉人朝廷，想必也不会防备汉人像防贼一样。满清几年，科技、化、经济跟明末比一点进步都没有。
崇祯初年，小冰河时期带来灾荒已经让东北的民生彻底崩溃了，后金统治区虽然只有七十万人口，但姓易子而食，米价曾高达八十两一石，布也要二十两一匹。历史上依附后金政权的晋商提供了皇太极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成的金属。
通过晋商，后金才可能把劫掠来的财物、古董和金银购变成粮食，来养活被掳掠来的几万人口。辽东的米价终降到了一两四石，人口增加了数倍，粮价却压到了峰时的几分之一。晋商八大家崇祯十五年就窖藏了上千万的银两，还因为这些功绩得到了清朝御赐的皇商地位，造就了此后山西富甲天下二七十余年的传奇。
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入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统一全国过程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
康熙叶，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不仅如此，满清件，晋商为后金提供的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的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细条，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军情塘报。
商人做到如此程，国家都卖了，可算是到了一个极致，无耻到了极点。
当然，晋商集团卖国的活动可不是他们自己就能够做到的，为此，自然拉拢了不少官势力、武将集团、皇亲贵族团体。这些官员贵胄，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但是他们的行为其实与卖国没什么区别了，只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良心，早就没了。
对于晋商集团，处置非常的严厉。崇祯以前就知道有这么个卖国的晋商集团，不过当时他动不了就是了。现有了武昊的帮助，晋商集团自然成为了崇祯的刀下鬼。抄家灭族，这都是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