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盛孝文皇帝刘彦钊的烦恼，早在他成为太子之前就已经存在，只不过那时烦恼的人是高祖翊武皇帝刘义臻，而不是这位继任者。
当年刘义臻见刘彦锋难堪大任，逐渐起了易储之心，然而谁来当这个新太子，老皇帝也在暗中考察。那时最有可能与刘彦锋一争高下的是刘义臻的次子、燕王刘彦钧。
前太子刘彦锋与燕王刘彦钧都是刘义臻的原配张皇后所生，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由于刘彦锋常年在外领兵，当时刘义臻身边就只有这个次子刘彦钧已成年，故而他就被父亲带在身边学习政务、处理国事。由于他精明强干，久而久之，在朝中积累了一批拥护者，就与太子有了争锋的本钱。
“太子逆案”发生后，刘彦锋被废为庶人，老皇帝在犹豫新太子人选之时，不少大臣趁机站出来为燕王刘彦钧作保，请求皇帝册立他为新任太子。这些大臣不少都是以杨彦坡为首的“清流派”，他们视刘彦钧为“贤王”，是继承大统、稳固江山社稷最合适的人选。
大臣们的举荐固然诚恳，但他们忽略了老皇帝的天子之心，他们越是这般声势浩大地推举燕王，刘义臻在大臣们面前的态度就越发模棱两可，因为在他的心中，已经彻底将这位“贤王”排除在了新太子人选的名单之外。
除了燕王刘彦钧，三子齐王刘彦钦资质普通，只想做个平安王爷，故而早早就向老皇帝表露过让他“就国”的愿望，所以刘义臻也没考虑过让他继位；四子蜀王刘彦锡虽然天资聪颖，但他的生母是前霄公主，老皇帝担心立他为太子会招来一些人的非分之想，所以也早早地打消了这个念头。
如此一来，刚满十六岁的幼子晋王刘彦钊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老皇帝的视线里。刘彦钊从小聪明伶俐深得刘义臻的宠爱，不过由于年纪最小，也没有让他接触过政事，所以在朝中的支持者也是最少的，这一点就远不如燕王刘彦钧有优势。不过好在他的母家是晋原望族，这一点就比蜀王刘彦锡“根正苗红”。思来想去，刘义臻最后还是决定先培养晋王刘彦钊一段时间，看他的进境如何。
这段时间，在老皇帝的刻意栽培和崔夫人及其母家的扶持下，晋王刘彦钊的进步非常快，渐渐引起了燕王刘彦钧的警觉。一开始他只是指示追随的官员在一些小事上对刘彦钊接手的事务进行掣肘，后来竟有一些心向燕王的御史站出来直言不讳崔夫人干政，矛头直指晋王。
燕王背后的这些小动作当然逃不过老皇帝的眼睛，他预感到立太子之事如果再拖下去，恐怕会演变成二王相争的局面，甚至发生********。因而他在自己执政的最后一年，亲自写下册立晋王刘彦钊为太子的诏书，将燕王、齐王、蜀王分封就国。
立谁为太子的问题解决了，老皇帝还必须解决更为棘手的问题——辅政大臣的人选。如果说“立太子”是关乎国本的核心问题，那选择辅政大臣就是关乎国本能否稳固的重要关键，这个问题其实早在“太子逆案”之前就已经有了初步的方案。
按照刘义臻的规划，辅政大臣主要由“三公”以及大将军四人组成。萧子康去世后丞相之位一直悬空，不过由于老皇帝一直大权在握，所以他在世时有没有丞相都不要紧；然而一旦新皇帝继位，如果最重要的丞相之位所托非人，很有可能引起极大的隐患。那时，刘义臻最属意的丞相人选是故御史大夫秦懿。
秦懿为官清廉刚正，在御史大夫的任上替新朝革新了不少吏治方面的积弊，在“清流派”和“京晋望族”之中都颇有威望，让他担任丞相一职也属众望所归。然而“太子逆案”之后，秦懿卷入逆案之中，在狱中自杀身亡，老皇帝震怒之下将他三个儿子发配南疆，所以这个最关键的人选迟迟无法确定。直到临终前，老皇帝才决定由崔夫人的族叔崔宪担此重任。
崔宪原先的官职是丞相府长史，秩级远不如“三公”，也比不上“九卿”，但在丞相之位空缺的数年中，他事实上担当着“准丞相”的角色，分量虽不如太尉和御史大夫，但也可比肩“九卿”。最关键的是这位崔宪谨小慎微，由他担任丞相，虽然做不出什么大业绩，但至少能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
第二就是太尉的人选。太尉杨彦坡前文已经介绍过了，是“清流派”的领头人，也是老皇帝的左膀右臂，在“太子逆案”中发挥着非常特殊的作用。就是这样一位老臣、功臣、旧臣，却是老皇帝最不放心的一个。
首先当然是“废太子”的方案，最后却弄出了个“太子逆案”，老皇帝虽然表面上没有斥责杨彦坡，也没有任何处罚，但内心深处总会不自觉地会将长子的死与这位老太尉扯上联系，再加上其曾明确支持过燕王刘彦钧，所以刘义臻断然不敢将他提为丞相，而是保留了他太尉的官职，自动进入辅政大臣的序列。
第三就是御史大夫的人选。秦懿自杀后，御史大夫之位空缺，老皇帝曾属意的巡察御史白绍川也因“太子逆案”身故，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但既然立了太子，就必须要将新朝的班底打扎实，新皇帝才能坐得稳。
新丞相崔宪是“京晋望族”、新晋外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