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廷尉少卿张士信还在琢磨张忌傲的一番话背后是否有新皇帝的旨意在其中时，廷尉卿东郭旭的府上迎来了一位身份不一般的访客——京兆长史高颐。
“京兆长史”的秩级在权贵云集的京城并不显眼，不过他另一重身份却不容小视——高颐之妻崔氏是当今皇帝生母崔太后的亲侄女。
崔太后出自晋原崔氏，参与“太子逆案”的崔文和也是出自晋原崔氏，不管当年崔太后在这桩逆案后面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层宗亲关系总是无法回避的，而崔文和的“附逆”一直是梗在标榜“忠君”的晋原崔氏一族心中最难以拔除的尖刺。
因而当杭兴叛逃的消息传来时，晋原崔氏敏感地意识到“太子逆案”有可能因此发生转机，而这契机就是白氏状告杭兴谋杀白绍川之案。对此案颇为上心的崔氏一族派高颐紧盯着审案的进展，当廷尉少卿张士信证实白氏所告杭兴之罪时，高颐也不失时机地拜访了廷尉卿东郭旭。
东郭旭自从接了此案之后，前来询问案件进展的人就络绎不绝，他在京中私宅的门槛也因此被磨平了三分。问案之人有王侯公卿，也有官民士吏，不一而足。东郭旭在官场中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自然清楚这些人真正关心的是自己会否受此案牵连。
也因如此，东郭旭指示过张士信——只能就晋原白氏状告杭兴之事展开调查，绝不能搞株连，也不能牵扯其他的案子。他指的“其他的案子”自然就是“太子逆案”，杭兴是平定逆案的功臣，而一旦将他的功劳推翻，京中、地方不知有多少人跟着一起倒台。这一点张士信担当不起，东郭旭更加担当不起。
但京兆长史高颐的来访却改变了东郭旭的态度，因为他接收到了来自崔太后的指示——“‘刘彦锋逆案’固然牢不可破，然重臣之冤不可不平，杭兴之罪不可不深究！”
东郭旭翻来覆去咀嚼着这句话——崔太后对于“太子逆案”做了“牢不可破”的定论，这是廷尉府深入调查杭兴之罪的前提，也是绝对不能碰的底线；而“重臣之冤”指的又是谁？白绍川、秦懿吗？都不对，当然是崔太后的族侄崔文和！
那要如何“深究”杭兴之罪？身为官场老狐狸、刑狱能手的东郭旭很快按着崔太后的意思勾勒出了“杭兴之罪”的轮廓。
杭兴任江东郡守时，因不察郡丞捏造假案致人冤死，时任巡察御史白绍川得报后查明冤案，训斥于他，杭兴心下惶恐因而巴结故太子刘彦锋。为保仕途，杭兴欲假借太子之手除掉白绍川，遂买通太子近臣进言叛乱，刘彦锋由此举兵作乱，杭兴附逆。
初，骁骑将军、平阳侯崔文和不愿举兵，后为刘彦锋威逼利诱不得已假意附逆，只身入临邺城谒见太子劝其退兵。杭兴见事难成，遂率领郡中亲信袭杀二人及太子近臣，声言“平叛”，尔后借城中大乱杀死白绍川及“计孟成冤杀案”一众涉案之人，掩盖真相……
东郭旭反复琢磨、推演，认为整个案情已无懈可击，最关键的是符合崔太后的心意，便招来了少卿张士信，命他按着这个方向搜集杭兴的罪证。而张士信也向上司禀告了张忌傲所说之话，推断有可能是新皇帝的意思，提醒他不要忘了为已故御史大夫秦懿洗冤。
廷尉府既然已经有了决断，那剩下的就是搜集杭兴的罪证，这期间张士信特意跑了一趟江东郡，将当年追随杭兴的一干亲信关押起来，单独提审，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晋原郡那边也查探到了杭兴的下落，他果然藏在鹰戎右部之中，只是守卫严密，无法接近，更不用说抓捕了。
证据查实之后，廷尉府便将案情“据实”呈报皇帝御览，刘彦钊朱笔御批，核准了廷尉府所列杭兴各项罪状，并判其“腰斩弃市、夷灭三族”。然鉴于杭兴已经逃亡的事实，发布悬赏令——生擒此贼者，得金三百，赐一等子爵；得其尸首者，得银三百，赐一等男爵。
杭兴的三族之中，父母、兄弟早已亡故，惟留一正妻和一外室在，外室因检举有功，被判罚没为婢免于一死，“夷”的也就只有正妻谢氏。可怜这位善妒的悍妇当日为逞一时之快痛殴杭兴的外室，如今竟为此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对于被杭兴谋杀的白绍川，高祖皇帝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下达了“赠御史大夫、汾阳侯”、以“三公”之礼厚葬的殊荣，新皇帝就又加了一条“陪飨高祖庙，厚恤其族”，尽其哀荣。
对于崔文和，新皇帝对于廷尉府所奏“假意附逆、伺机劝返”没有表示异议，也同意恢复他的侯爵之位，不过要从“县侯”降为最末等的“亭侯”；至于其“逆党同谋”的罪状也改为了“失察”之过。
然而在是否为秦懿平反的问题上，新皇帝犯了难——秦懿“畏罪自杀”是高祖皇帝钦定，详查杭兴一案虽然没有找到直接证据证明秦懿“附逆”，然而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没有附逆”。为难之际刘彦钊询问崔太后的意思。
崔太后说：“既然没有证据证明其‘附逆’，那便是没有‘附逆’，何况秦懿之罪实也并不在此！恒阳秦氏乃经学高门，天下士子多景仰之，皇帝初掌权柄，当以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