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巳年的岁末，一场寒潮过后，南京迎来了第一场薄雪。与北方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不同。南方的雪在大多数时候都犹如飞舞的柳絮一般飞落在地上就融化了。南京城内，那拓宽的长街上的一块块青石板上湿漉漉的仿佛只是下了一场雨一般。只有街道两旁零星树叉上的积雪才能让人想起这里曾经下过一场雪。
百废待兴！
用这句话来形容此时的南京，倒是再合适不过。虽说在过去的几年间，窃居南京的太平军曾于城内大兴土木。可是实际上，他们所大兴的示这只是王府，为了修建那些王府，更是将城内外的私人园林、庙宇、官衙加以拆除。
以至于义军收复南京之后，除了那富丽堂皇的王府之外，整个南京尽是一片萧败之色，一座座残破的屋宇，很让让人相信这是曾经江南最为繁华的城市。
在这百废待兴的时候，朱宜锋压下了官厅衙署的兴建，而是将有限的经费用在两项建设上：一是重修南京的下水道、铺设自来水管，一是修建江南大学堂。重修南京的下水道、铺设自来水管，是为了令城市变得整洁和保证百姓的用水安全，至于修建江南大学堂，则是为了笼络两江士子的心。
下水道、自来水以及公共厕所等城建方面进行得慢点不要紧，因为现在的南京城内外，一共只有十几万居民，可是江南大学堂的兴建则一刻也不能缓。自从咸丰二年底，太平天国将都城定在南京以后，苏、皖两省的乡试便中断了。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间，大汉都督府于武昌开设的新式学堂从不限制地域，但却只有少数两江士子前往，毕竟那时正值兵荒马乱。
就这样，安徽、江苏两省士子便眼睁睁地失去满清和督府两边“飞黄腾达”的机会。几乎是在义军克复南京，南京回于汉人之手，在安徽、江苏以至浙江、江西要求，督府立即开科取士的呼声，便雷鸣般地灌进朱宜锋的耳中。
那些士子们呼吁着督府能够“开科取士”，至于以左参军张亮基等两江官员，同样也是要求于南京开设大学堂，以使取以两江之才，当然他们非常清楚“开科取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甚至没有人去强求，实际上，要求“开科取士”只是两江的士子，至于府中两江的官员们早已经适应了府中的取才之法——通过考试进入专门学堂，经过培训之后，方才委派官职。
尽管官方与民间的“开科取士”的观点截然不同，但是那种焦切却是相同的。非但他们如此，就是朱宜锋本人的急迫心情并不亚于这些士子，不亚于那些官员。固然在义军东征出师前夕昭告天下的檄文里，他竭力谴责的就是太平军“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以尽”的行为，而他的起兵是“捍卫孔孟名教”，是“卫道”。这几年，相比于太平军的“毁以人伦”，府中的那半真半假的“卫道”，多少也争取了大部分读书人的拥护、支持，这正是他能站住脚的主要原因之一。
或许，府中建了一系列的大学堂、专门学堂，在那些学堂中推广新学，但是这些学堂从来没有忽视国学教育，实际上，他们考入学堂仍然需要考校国学，只不过相比于科举，其难度稍低，而且更重实学罢了。
若是没有太平军“毁以名教”的行为作为对比，朱宜锋在武昌推行的一切，无疑是“大逆之举”，可有了太平军在一旁“比烂”，反倒没有人在意武昌的“离经叛道”，毕竟他的“离经叛道”确实有用。
蒸汽船、火轮车、洋枪、洋炮以及铁甲舰，如此种种不断的提醒着人们，单靠名教学问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见识了这些东西的用途，尤其是在见识了汉公推行西洋实学的决心后，自然没什么人去找这个不痛快。
但现在，在夺取南京之后，却必须要进行一些改变，实际上到了朱宜锋给读书人酬谢的时候了。不能够再像过去一样，专重“西洋实学”，同样“人文”也不能忽视，毕竟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正是因为中国的文化，或许西方的科学是中国富强必须学习的，但是如果忘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了文化的“根”，中国还是中国吗？
更何况在另一方面，数百年来，两江一直都是中国的文教重地，在这里设立大学，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府中官吏两湖独大的局面，对于为上者来说，这直接关系到府中未来的稳定。
同样，朱宜锋也能够理解那些贫寒士子盼望出头的苦心，自然也很清楚，这将有助于自己收拢民心，尽管现在两地的民心早已经为“义军折服”，但是毕竟，总还有那么一些人，心往满清。
而江南大学堂，将是改变这一切的根本——相比于武昌数所大学堂不过只有大者不过只有两三千人的规模，江南大学堂一期招生就多达五千人之多，相比于武昌的大学堂侧重理工不同，江南大学堂更偏重人文，当然其中也开设有法律、经济、医学等专业。
尽管年前的一场冬雪，使得江南大学堂的施工进度慢了许多，但是朱宜锋仍然每隔几天便要亲临江南大学堂工地督促，而负责施工的工兵长官更是保证，可以在来年的三月底全部竣工，决不会耽误定于四月初八日的江南会考。前几天，江南大学堂的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