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任正三品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盛反对清朝一开始支持义和拳的做法，命令各地电报局
盛宣怀
将清廷召集拳民的诏旨扣压，只给各地总督看，他同时电告各总督让他们不要服从这个命令。在他的联系下，长江流域和苏杭的督抚们与列强签定了《东南互保条约》。从此中国地方行政体系开始与中央的命令脱离。这是军阀时代的开始，可以说盛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盛当时主张与列强议和，李鸿章入京进行和谈时请他同行，北京也宣他入京，但他觉得北京的政治太不可靠，因此推脱不肯奉诏入京。盛宣怀所管理的许多事业如电报、矿业、海关、铁路等是北京清廷的主要收入，因此北京对他奈和不得，反而褒奖他保护了长江流域的和平，加他为太子太保。慈禧太后发褒奖令给予盛宣怀。
1905年盛宣怀在上海创设了中国红十字会。同年他将他手下的铁路大权让给唐绍仪，这是以唐为首的、在北洋政府初期权力巨大的交通系的开始。
《东南互保条约》的签定，让大清帝国彻底地无力回天，是埋下民初军阀割据局面的导火索。
政治策略
1907年，盛宣怀奉召进京，次年任命为邮传部右侍郎。1910年袁世凯被免职后，盛宣怀受到重用，升为邮传部尚书。1911年为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他建议将各省自己建立的铁路、邮政转为中央领导。这个措施遭到了许多地方的反对，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发生了保路运动。盛宣怀命令各地加以镇压。《清史稿》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盛宣怀请袁世凯出山，同时他遭到了各方的谴责，许多人责怪他的收路政策导致了动乱，盛宣怀被革职移居大连，永不再用。盛逃亡日本神户。
1912年秋，中华民国建立后，盛宣怀受孙中山邀回到上海，在上海租界中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盛宣怀支持袁世凯，二次革命时他希望袁能胜利。1915年日本曾试图拉拢盛，但遭到盛的拒绝。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病逝于上海。他的葬礼极其盛大，盛宣怀大出殡轰动上海，耗资30万两白银，送葬队伍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为此租界当局专门安排了交通管制。
李下逢源
在李鸿章的手下工作是盛宣怀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识才和惜才的李氏把盛宣怀推上了历史舞
盛宣怀
台。促成这一转折的机缘，根本是李鸿章与盛宣怀的父亲盛康的交谊，当然，也得力于推荐者曾是协助李鸿章办团练对抗太平军的旧部。
盛宣怀和李鸿章之间一开始就包含了种种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是情感上的，也是权力上的。作为千万个希图在大清的官宦序列中谋求一席之地的读书人之一，盛宣怀深深知道，这种情感和权力相交织的关联是帝国官僚体系的老传统。他并非出身科举“正途”，使他加倍珍惜追随李鸿章的机会。终其一生，他都对李氏保持着紧密的权力和情感联系。
史学家陈寅恪的父亲，学者和诗人陈三立为盛宣怀所作墓志铭中说，盛宣怀“最受知李文忠公（李鸿章）”，原因是，“时文忠为直隶总督，务输海国新法，图富强，尤重外交、兵备。公则议辅以路、矿、电线、航海诸大端为立国之要，与文忠意合”，认为是挽救帝国危亡的洋务事业将二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1870年，盛宣怀开始在陕西协助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防剿”回民起义，实际担任李鸿章的秘书；他十分勤勉，据说“盛夏炎暑，日驰骋数十百里”而不畏劳苦，当然，其才能也开始崭露头角，据说草拟文稿有“万言立就”的功夫。不久，天津教案发生，列强陈兵海上威胁清廷，李鸿章及其所部淮军从西北调往直隶拱卫海疆。盛宣怀亦步亦趋，随李氏赴天津。熟知军务的他很快被李鸿章任命为会办陕甘后路粮台，又在淮军后路营务处工作，往来天津上海等地采办军需。
在李鸿章控制的庞大事业中，盛宣怀参与最多的是筹办洋务企业和外交事务。1874年，盛宣怀在李鸿章指示下参与买回吴淞铁路的谈判。英国人修建一条自上海到吴淞的全长14．5公里的窄轨轻便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商用铁路，但英人不告而修引起清政府的不满，进而与英国展开外交干涉，最后由盛宣怀等人出面办理，以28．5万两白银将这条铁路赎回拆毁。
这种行径在现在看来十分古怪，盛宣怀也觉得十分可惜。这一外交交涉的结果无疑显示清政府当局的
盛宣怀
颟顸，其过程却颇能显示盛宣怀的才干。李鸿章由此给他“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的评价。从此，但凡李鸿章办理外交，盛宣怀多随侍在侧。1884年中法两国爆发战争，李鸿章上奏要求派盛宣怀署理天津海关道。天津海关是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参谋力量集中之地。在为盛宣怀的任命制造舆论时，李鸿章颇多“精明稳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