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宗师，当神一样供起来就行了，具体行动可交由总参谋部选择人员去控制行动，中华会馆拿总参谋部的津贴，理所应当的就要替总参谋部办事。
总而言之，在日本局势上，袁世凯的理藩院没有强力部门，所以要让总参谋部方面给他配合起来，让他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如此办起事来才能给日本的局势以雷霆重击，让有所野心的人心有所惧。
那边既然有这么大的变化，自然是该洗洗牌了。
事发时尚在北京的明宫嘉仁王世子是与唐绍仪一起回去的，秉承旨意，一路上唐绍仪已经在他身上用了不少的心机。
甫抵东京，唐绍仪便亲自护送嘉仁进入日本王宫，并以天使身份入住王宫，这也让日本的政治重心立即重新回到了王宫。
第二个动作便是紧急从海军中将中村纯义家中将01年刚刚出生的由已故明治国王亲自取名的迪宫裕仁亲王接回了宫中，并在次日的公开场合下宣读了敕封诏书，策立明宫嘉仁亲王为日本国王，立迪宫裕仁亲王为日本国王世子。
新国王随即发言感谢了天使的护送及慰问等等，并拟定了明治国王的葬仪等等事宜，最后宣布次年年号大正。
随后唐绍仪的行止仍然在宫中，第三日出席准备了不少天的明治国王葬礼，并与政府的大隈重信，大正国王出席了位于涩谷的明治神宫的开工典礼。
接下来，他的任务就是频频接见各重要政治人物，会见在日本的中国重要代表，以及出席一些仪式，在五天后，他就应当写一份报告出来，以供我和即将抵达北京的袁世凯在作出决策的时候参考。
天海国方面也由松平志男亲自出席葬礼，尽管两国还有零星交战，但是双方都共处在一个宗藩体系下，日本方面也没有理由拒绝。更何况这个人如今对日本的作用也不仅仅止于反面了。
在日本四岛萎缩至本洲岛尚只有一半的关头，日本人当然会谋求凤凰涅磐的机会。天海国的崛起在他们眼里未尝不是一次机会。
政治永远就是这么一回事，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想当年松平志男恨明治国王入骨，日本政府方面也是视其为叛国逆子，如今还不是走到了一起去。
袁世凯抵达潞河驿后直接领命进宫，在连续两天的讨论后，袁世凯正式受命在本职外兼管日本事物，他也随即去了威瀛府，随后他的下一站将是东京。长年的东海总督生涯中，他以他的手段建立了他的威权。他哪怕什么事都不做，对日本某些人也是一种威慑。
重点还是战略布局的问题，时间无多，已经不能再让日本牵扯太多的精力了，一个有效的管制应对方案可以节省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干其他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如现在这般的需要隔三岔五的照料一下。
当然，其实这次不去理会日本的局势也无关大局，只是那样的话，以后的日子中可能会不断有若干麻烦的小问题出来扰人，所以我这才下定决心长痛不如短痛，让袁世凯紧急回来花个一年半载把事情料理了，省得以后再有什么意外。
大开杀戒是不可避免的，藩属要有藩属的样子，不然就要列为征讨之国，这便是我给袁世凯的定心丸，有了这么个意旨，他办起事情来就少了许多顾忌，效果也能达到最佳。
没有时间再去做一些表面功夫了。袁世凯抵达威瀛府后，即刻以钦差的名义召见了驻新湘省六个镇的营级以上官员，新湘岛的七万五千人的部队，也紧急进入了戒备状态，随时可以为袁世凯可能做出的任何决定作强硬保障。
而同一天，东海总督左宝贵也在新蜀省训诫了新蜀省五个镇的中上级官员，要求他们随时做好作战准备，以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气氛顿时便紧张起来，日本政府和京都幕府都递来了抗议书——当然，是经由理藩院系统传递的，袁世凯一一照收，随即将抗议书原封不动的交还了两方面的人马。并当即赶往东京，在那里不作片刻停留，立即由陆路直抵东京以北的赤城山，第二天清晨便在赤城山下的军营内检阅了兵马，并进行了持续三天的封山演习。而他自己则安然在赤城山内的军营过了三天。
这三天日本政界人士都是在无尽的恐慌中度过的，袁世凯显示了前所未见的强硬作风，而这背后显然有皇帝陛下的钦准，那么前段时间听说的皇帝训斥袁世凯贸然向日本派兵的消息就是站不住脚的。
该反省的人会反省，要顽抗的人会顽抗。
第四天袁世凯传出可以借见外客的消息后，东京到赤城山的官道上络绎不绝的是各方大员的车队，像赶场一样从东京唐绍仪处转到赤城山袁世凯处。
重要人物包括宪政党党魁，政府首相大隈崇信；共和派的普选同盟会会长松本，正在长野失意的寺内校长，王室派出了以常宫昌子内亲王为代表的私人名义团体抵达赤城山，并谒见袁世凯。
在东京的唐绍仪也没闲着，中华会馆的人从他那里领受了新的任务，从总参派出的两个年轻人莫瑞和曾黎，以皇家代表的名义从霍元甲和黄飞鸿那里分别接掌了中华会馆的领导权。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