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
张杨被人潮推挤着踉跄出火车站，仰脸打量这个陌生的城市。
省城的天空灰蒙蒙的。站前小广场中间立着一尊塑像，白油漆斑驳剥落，远远看过去已经瞅不出是啥了。不过张杨并没在意这些，从他走出出站口起看见的路人也好，事物也好，但凡入眼就全是新奇的，全是他没见过的。
以前总听进省城往制糖厂送甜菜头的邻居说，在这边儿下火车，那就一定会走过天桥，站在上边儿望出去，能瞅见老远老远的地方，有好几层的高楼，有贼宽的马路，中间能跑车。
张杨一直心心念念的记着，这次出站时，他在天桥上来回走了好几次，扶着栏杆张望了很久，见到了邻居家嘴里提到过的一切之后，才依依不舍出了车站。
其实张杨家的屯子离县城并不远，二毛楞星亮起来就赶驴车开始走，天微亮肯定能到。他们的县城里面也有楼有车，他在那儿上高中的时候每天都能见，只是却从来没有张父口中说的那种超过五层的大楼，也没有只能做四个人的小汽车。
不过今天他终于全见识了。
从烈日当空到夕阳转寰，十六七的小伙子背着行李袋在雕像下站了仨小时，看大盖锃亮的上海牌汽车，看广场后边带大屋檐的日本楼，看形形色|色的熙攘人潮，溜直的像棵杨树。偶尔有同样背铺盖的外乡人跟他搭讪，还有蹬三轮的问他到城西还是铁北。这人生地不熟的，张杨不敢跟他们多说话，只是摇摇头，挪到几步开外另一个地方继续站着。
城里的太阳好像比屯子里落得更早也更快，也许是让层层叠叠的高楼挡住了吧，车站大楼上的钟才指向六点，天就昏黄得看不清东西了。张杨这时候才终于有些着急起来，他是来省城打工的，可不是看新鲜景儿的。
张家住在一个很偏远的屯子里。
张父是个勤劳朴实的人，虹桥生产队分的耕田他兢兢业业的守着，每年往粮库交粮食，老张家都是最多的，可是分口粮时，老张家却总是最少的。原因无他，只因为人太老实，人善被人欺，生产队里的人谁都会做，甚至亲戚也不想帮他们一把，而且还病态的乐于如此。
张母隐忍多年，终于一气之下搬到东头另一个生产队下属的屯子。搬家后，家里遭遇了张杨有生以来最困难的阶段，连着两天，锅里没下过一粒粮，三口人靠挖野菜和吃海棠果充饥。农村人都欺生，刚搬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没人愿意借粮给他们，好不容易熬到发粮那天，饿的直反酸水的张杨才终于吃上一顿久违的饱饭——一个苞米面大饼子和一碗玉米面粥。
这样的生活太难，张杨看着老父亲挨家挨户敲门，低声下气，就为了自己十块钱的学杂费，看着母亲夜里三点起床，借着月光给他蒸饭和咸菜，送他徒步到几十里外的学校念书，他就觉得活着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于是他跟张父说：“我不想上学了，让我在家种地吧。”
张父听完拿扫帚狠抽了他一顿，第二天天不亮就把他连同书包踢出去，指着他眼角通红的喊：“我跟你妈就是拿命换钱也得供你上学，再他妈扯王八犊子你就滚吧，还想种地，老张家没有你种的地！”
从那以后，张杨再也没冒出过浑话，每天认认真真埋头看书。不过就算张父张母心里再怎么期盼，张杨再如何努力，现实永远比想象中的更会折磨人。
后来高考，张杨考上了一所省城的师范学校，校方居然以“今年不收农村户口”为理由，拒绝他入学。
这是不合理的啊！一个农民不能当官，没钱买非农户口，唯一的出路就是考大学，你怎么能说农村户口不让入学！同一所高中毕业的校友也农村户口被拒入学，听说他们到学校理论过，闹过，甚至乞求过，校方终究没能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张杨一家也什么都改变不了。
离出人头地最近的时候遭遇晴天霹雳，张父张母最终还是默默的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张杨却反而不甘心起来，自己要求到省城谋生路。
因为他觉得自己长大了也长心了，高中学历不算低，不能卡在这节骨眼上滑下去，高低他也要有出息。
于是现在张杨就揣着张母给的五张崭新大团结，背着被褥行李站在雕塑下，看着周围的一切，茫然无措。
事情临到眼前，张杨年轻发热的脑袋终于让一盆冰水哗啦冲了个清醒，此时此刻才想起来，自己要打什么工，能打什么工，甚至上哪打工，这些他全不知道。
到底只是个半大的孩子，没上成大专心里堵着一口气，就头脑简单的想着要扬眉吐出去，要努力挣钱好有出息，却根本没考虑过咋样能有出息。再者父母都是农民，也没嘱咐什么有用的，孩子说要去省城闯荡，俩人便觉得张杨在心里都想好了谱，那就攒钱让他来呗，能闯出一片天固然好，不行还能回家种地，权当去城里长见识。
就这样，张杨傻柱子似的憋在原地，麻爪了。
天已昏暗，站前马路上的几根大电杆嘶嘶打出火光，周围很多人都不停瞄他，张杨总觉得他们的眼神不怀好意。省城这样大，他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