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人宗臣先生在《报刘一丈书》里这样描述送礼的人：“曰夕策马候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即门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则固请；主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后命吏内之，则又再拜，有固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
人活一辈子,不可能不收礼，也不可能不送礼。
平常百姓，婚丧嫁娶，逢年过节，都有该送的礼，该掏的钱。百姓之间，愁的不是怎样把礼物、把“份子”送出去，愁的是没有钱买礼物，没有钱凑份子。送礼也好，凑份子也好，人们都认为是人之常情，国语说，礼尚往来嘛！尽管现在的随礼、凑份子有点变味儿，比起官场的“礼尚往来”，却简单得多、纯粹的多。
官场的礼或许就是从民间的年节礼和份子钱演变而来的。而如今官场的礼却绝对不同于民间的礼了。就像人一样，本来都是从猴子变异来的，却截然不同于猴子。人甚至可以把猴子拿来耍，可以拔了猴毛砸了猴脑来吃。如果人们都认为自己是由猴子变化来的，如果那猴子真是人的祖先，人们就不会砸开猴子的脑盖骨把白生生的脑子舀出来吃；也不会把“我曰你八辈儿祖宗”当回事。因为他的八辈儿祖宗更接近猴子或返了猴子的祖，全身是毛浑如猴子。如果人们认为自己不是由猴子变化来的，那么他可能就是由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或外星人和猪作爱和猴作爱和驴作爱后生出来的。所以，现在才有人如猪一样笨如驴一样蠢如猴一样精。
很多时候，官场的礼已经变成了眼泪变成了鲜血变成了刀子变成了暴力。平常百姓，碰到必须找官场的事，流着泪也得给管事的官送礼。送了礼就像抽去了百姓的血，到当权者手里可能就成了“红豆腐”甚至垃圾。送的礼大了，那礼就变成了刀子，逼着当权者给办平时不敢办不能办的事。当权者不给办或调走办不了，那礼就可能成了暴力。
官场的礼是从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就像老人所说的那样，窗户打开了，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也进来了。官场的送礼，是国产苍蝇和外国苍蝇的杂交，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杂种。这个杂种不断异变，越来越像直升飞机，搅得官场乌烟瘴气，也搅得老百姓不得安宁。
你要想在官场活着或者想为百姓做点儿事，你就得随行贴市，人家送你就得送。人家送大礼，你送小礼；人家明着送，你暗着送。于是，市井中，就经常爆出拣垃圾的人从变馊了的烧鸡里发现戒指项链的事；从小卖部买条烟，里面都是钞票的事。
一时间，送礼充分显示了国人的“聪明才智”。夜深人静时，那如幽灵一样徘徊彷徨的人可能就是送礼的；冰天雪地里，那像侦探一样盯着当权者大门口的可能就是送礼的。收礼容易送礼难。谁说“当官的不打送礼的”，你送的东西不符合官吏的口味，你送的数额达不到官吏的愿景，你看他打不打你。没有关系做“担保”，官吏一般不会铤而走险。这就是我浩浩中华，每天都有浩浩荡荡的送礼大军，而被查处的却寥寥无几的缘故。而正因为如此，对一些急于解脱困境的普通百姓，就成了送礼难，难于上青天！
一时间，送礼充分显示了国人的“聪明才智”。
而现在，杨刚去柳晋南那里并不是为了求官，而且柳晋南的姓格京城很少有不知道的，不收礼，一盒茶叶还可以，但如果你敢送贵重礼品，那么不好意思，明天你就会出现纪委的调查名单当中，所以去柳晋南家里的时候没有拿贵重礼品，都是一盒茶叶或者提点水果什么的。
杨刚其实也没有办法了，如今他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他的老领导黄瑞市长帮不上他，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柳晋南身上了，毕竟听黄市长的意思只要柳书记点头这件事情就能过去了。
杨刚以前不是没有想过要投靠柳晋南的，不过他始终都是黄瑞市长提拔起来的，而且还担任过黄市长的秘书，身上已经打上了黄市长的标识，地下的一般人改旗易帜还比较容易，而他这样级别的官员一言一行都不得不小心谨慎，即便是想要投靠过去也不容易得到对方的信赖和接纳，因此他才没有投靠过去，以前是不能，而现在他是不敢，谁都知道黄市长很有可能在换届之后更进一步，而柳书记再进一步就是政治局常委了，到了他们那个程度基本上就不怎么关心下面官员的事情了，他们关心的是官员是否努力工作，有没有出成绩，底下的地方治理的怎么样，所以现在改投柳晋南那一方去基本上就不可能，不但柳书记不会接纳他，而且黄市长也不会放过他的，他这次去基本上就是抱着一丝的希望去的。
对于杨刚的上门流进显然并不意外，也可以说是他已经得知了一些情况了。不过放柳晋南有些意外的是杨刚居然会这么平静，依照着规矩来到市委家属大院门口，先是客客气气的打了一个电话，在得到柳晋南的同意之后才拎着茶叶上门的。
作为一个强势的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家领导人，柳晋南在中南海也是有着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