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电影界从来都是以商业挂帅，新浪潮电影叫好不叫座，自然难免被淘汰的厄运。20世纪80年代初，新艺城影业公司异军突起，吸纳大批当时崭露头角的导演：吴宇森、徐克、林岭东、高志森等，炮制一部一部商业挂帅的电影，其中以喜剧为主。这些电影的共通点是以电视台集体创作的模式来度桥创作，充满密集的笑料及动作，一切以迎合观众口味为依归。
跟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新浪潮相比，我们会发现到80年代的香港电影由于太过侧重剧情堆砌，明星包装，因此电影类型单向化，更遑论什么作者论了。有人认为这时期的电影造就明星、扼杀导演、编剧的创作，使香港电影走上穷途没落，加上1989年经济、影带市道不发达等种种因素下，令80年代末期的香港电影市道滑落。尽管如此，若不以电影质素或创意来衡量，单看票房成绩及投资者的态度，说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电影属飞黄腾达的时期实在不为过。
港片全盛之时更曾雄霸亚洲、虎视欧美。不过，单就电影工业发展而言，香港的纸片模式、专业分工、组织结构虽比中国大陆、台湾完善，但较之好莱坞仍显得随意机动，工业化程度远不够严密有序。首先，按照好莱坞的工业规则，电影一旦开机便需按部就班，不能随意更改剧本、变动进度。然而香港的电影导演比如徐克、杜琪峰等，他们的拍摄方法却大不相同：在保证按时交片的前提下，现场即兴发挥、随拍随改、有时停工，有时赶拍。这种做法恰恰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最正常的作风习惯。另一方面，与好莱坞奉行专业分工、各司其职，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影人则擅长全职多能、集体创作。比如陈勋奇、徐克、许冠文、王晶等导演都是经常身兼监制、导演、主演、配乐、武术指导数职于一身。同时，香港尽管也有不少以导演强势创作著称的影片，但是自麦当雄开始流行监制主导创作以来，许多大制作的香港电影都是由集体创作完成的。第三，香港电影素以拍摄迅速为特色。要说香港的拍摄速度有多快，1960年代，香港的粤语戏曲片就有“七曰鲜”的纪录，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这个纪录几乎被追平，吴镇宇导演的《9413》，只用了10天时间，而他主演的《古惑女》，也只用了12天。香港电影之所以要拍摄快，主要是为了赶档期，既赶明星的档期，更主要的是为了院线的上映档期，港片兴盛的时候，院线需要大量的港片填充各个档期，尤其是每年的春节贺岁档，更是必需有巨星坐镇。
虽然香港电影是以娱乐为主的商业电影模式，但是，在娱乐的内核，却散发着社会阅读的模式，而使得香港电影在影像中或多或少的对社会现实获得一点的认识与了解(更何况，寓教于乐是中华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而香港电影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跟内地电影几乎是相互融贯的)。如香港的多年以来的住房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的李晓导演的《危楼春晓》，到60年代的秦剑的《难兄难弟》，再到70年代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方育平的《狮子山下》系列，甚至是80年代成龙的《警察故事》、90年代张之亮的《笼民》等，都多多少少的反射出香港社会的住房紧张的问题；又如香港的治安与黑社会问题的严重，也在不少的电影中出现，甚至警匪动作片成为香港电影的主流之一，如《英雄本色》、《黑社会》等。
林宇和邵老爷子的一段对方就在这样一个氛围当中过去了，在林宇走后，邵老爷子的夫人，当然是未来的夫人方梦华来到了客厅，看到方老爷子坐在那里不知道在思考些什么，便开口问道：“刚才在客厅里的那个少年仔是谁？竟然让你如此看重，把人请到家里来，这少年仔看起来很自信，也很张狂，哦，对了，他是什么人你还没告诉我呢。”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我只知道他是从大陆那边过来的，老霍、老李、还有老包对这年轻人都极为看重，虽然不是很确定，不过我也能想出个大概来。”邵老爷子慢慢的答道。
“他这么年轻来香港能有什么用？那边到底是怎么想的？还有，他又怎么会来我们这里？”方梦华一脸不可置信又有些疑惑的问道。
“他是被老霍邀请来香港的，至于他来我这里吗，除了为了香港电影，还能为了什么？”邵老爷子轻轻的叹了口气：“未来的华语电影，怕是这个少年仔的天下了！”
第二天，林宇便专程到嘉禾拜访了邹文怀，对于这家捧红过李小龙、程龙的电影公司，林宇已经有了初步与其进行合作的打算。在五十年代后期的凋条的电影环境里，邹文怀与邵逸夫一起相辅相成，成就了香港电影的起飞；也是他，以深远的眼光看到了读力制片的前景，并善于将权力下放于下属，促使香港电影在八十年代走向全面的辉煌。嘉禾电影有限公司的英文名字为GoldenHarvest，这也是当时亚洲影展最高荣誉的英文；其制作的影片也标上“嘉禾出品，最佳影片”的标签，可见从成立最初邹文怀就具有以邵逸夫一争天下的野心，事实上，他也做到了这点。而嘉禾手上有大批的动作导演，还有像程龙这样的功夫影星，都是于想要培养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