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纷纷面前，神宗虽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至于学术、道德上的争论，神宗则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他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在王安石的解释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并继续支持新政。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神宗支持王安石，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相反，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灭夏之举时值夏惠宗在位，母党梁氏专权，西夏国势日非，宋神宗命兵伐西夏，期图一举歼灭西夏。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宋军大破夏军，占领西夏二千里土地。不过后来在永乐城之战中惨败，灭夏之举未能实现。事后，宋神宗在朝中当众痛哭。他有抱负，励精图治，想灭西夏，惜壮志未酬，于元丰八年饮恨而死，享年三十八岁。其子宋哲宗亲政后，竭尽所能完成父亲遗志。第一次失败神宗在即位之初，他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主张极为欣赏，并在变法的前一阶段，即熙宁七年（1074宋神宗
年）以前，对新法的推行给予大力支持。如果没有神宗的支持与配合，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锐意改革的正确决策，保证了变法的成功，这对于改善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新政维艰，元丰改制变法虽然在前一阶段取得胜利，但守旧势力的攻击并没有停止，特别是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触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严重，守旧势力的进攻就越猛烈。在这种情况下，神宗开始左右摇摆，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势力的情况下，勉力维持新政。熙宁七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这一次围攻得到了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的支持。以太皇太后曹后为首的外戚参与反对变法，不能不对神宗产生巨大影响，这是因为英宗、神宗一系实非仁宗嫡嗣，只是由于仁宗无子，才把英宗选为皇储最后继承皇位，所以仁宗的曹后和神宗之母高后对神宗有较大的威慑力量。神宗由是开始动摇。当王安石对所谓的“天变”据理反驳时，神宗不再听从王安石“天变不足惧”的解释了，相反他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四月，神宗终于在曹后、高后再次流涕，哭诉“安石乱天下”的情况下，罢王安石相，改知江宁府，使变法遭受挫折。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但随着守旧派势力的增强，变法派内部意见的分歧，神宗对王安石信任的程度大大降低，“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变法不能推进。熙宁九年（1076年），天上出现彗星，守旧派又以“天变”对变法提出非议，神宗更加动摇。他对王安石说：“闻民间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复求罢相，出判江宁府。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神宗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神宗的政治目标是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但他一怕得罪两宫太后，二怕出乱子。当“人情咨怨”、朝议汹汹，变法碰到较大阻力时，他就退却了。他要调整政策，相对平衡地对待要求变法的新党和主张守旧的旧党两股势力。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给自己留有余地；一方面则仍然体现了自宋太祖起就有的“异论相搅”的传统家法。其实，在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注意抚慰旧党中罢退的元老重臣，以示恩眷。韩琦罢退河北，上疏反对青苗法，神宗虽然最终没有接受，但一开始仍夸奖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熙宁七年八月，则特遣宦官李宪往相州赐韩琦诏书和汤药。熙宁六年（1073年）文彦博罢枢密使，便诏与其子孙推恩，特表恩宠。元丰三年（1080年）文彦博朝觐，神宗“赐宴琼林苑，两遣中谒者遗诗祖道，当世荣之”。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神宗任用貌似“中立无与”，实际上则为守旧势力的吴充为相。又先后重新起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