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不能因为第一次飞翔遇到了乌云风暴，从此就怀疑有蓝天彩霞。
我们应当正视现实，不必以海市蜃楼里的绿洲，去覆盖地上的沙漠。
几天以后，这位步话机员为自己所作的预言竟成了事实。
九四一部队基地指挥所，设了伤员和烈士遗体转送处。烈土遗体要在这里进行登记，清洗过了，换过新军服，然后上汽车送回国。转送处人员不多，主要是九四一部队文艺宣传队的女同志担任这项工作。总机距离这儿不远，女电话兵们下了机也常来帮助照料伤员，清洗烈士遗体。
这天，陶坷、路曼、小肖几个人又到转送处来了。见刚抬下来—位烈士，他的担架上放着一个军用水壶。水壶背带是断过的，打了一个电话兵们所熟悉的丁字结。路曼和小肖一惊。烈土的脸几乎整个缠着绷带，无法辨认。跟担架的一个小战士，失神地蹲在旁边。
“这个水壶，是他的吗？”路曼问小战士，见他点点头又问：“他是不是当步话机员的？”
“怎么，你认识我们步话机员？”小战士反问说。
路曼和小肖抚弄着水壶背带，好久不言语。随后她们向小战士问起这位烈士姓名。
“他叫刘毛妹！”小战士回答说。
听到这个名字，站在后面的陶坷禁不住倒吸气口气，几乎叫出声来。大家连忙让开，陶坷扑上去，凑近脸去看，极力要在这张缠满了绷带的面孔上，辨认出她所熟悉的某些特征来。
陶坷和刘毛妹从小住一个院，相互看着长大的。在户口本上，刘毛妹登记的并不是这样一个十足女性的名字。因为生得白净，头发鬈鬈的，又是那么文静，活活象个小姑娘，院里的人都喜欢喊他“毛妹”，喊来喊去成了正式的名字了。同院还住了几个干部，几家的孩子都很要好，连小人书都是一起商定了买的，交换来看，决不会买了重样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小陶和妈妈到原先住过的院子里去看，住户们全都不认识。一群孩子用惊疑的目光瞪着他们，问他们找谁，母女俩没说话，回身走了。
以后打听到，毛妹的爸爸刘伯伯死得很惨。让他烧锅炉，他从几十米高的烟囱上跳下来，五脏俱裂。刘伯伯搞过白区工作，在国民党监狱里表现很英勇，是党组织想办法营救出来的，如今他们硬要打他是叛徒。其实，刘伯伯的问题，只要他自己能撑下采，也就没事了。问题出在毛妹的妈妈苏阿姨身上，苏阿姨不但不安慰刘伯伯，鼓励他坚持斗争，她还以毛妹两兄弟的名义写标语贴出来，表示坚决和“大叛徒’倒清界限。非刑拷打可以忍受，骨肉亲人加给的打击和侮辱，是难以忍受的。不是这样，或许刘伯伯还不至于走上绝路。陶坷小时候觉得苏阿姨一向待人和气可亲，早晚见面总是笑着，不想她是这么一个人……
陶坷同幼年的朋友一直没有联系，入伍到了新兵团，意外地遇到了刘毛妹。第一次见面，部队在集合，只匆匆握了个手。小时候他们多少次脊背贴着脊背比过个儿，始终不差上下。现在毛妹一下蹿到了一米八二。小陶觉得，刘毛妹除变得人高马大以外，其余什么也没有变。和她握手，涨红了脸，还象个怯生生的女孩子。随后又有几次见面，小陶才感觉到，同她一起长大的这个年轻人变得完全陌生了。那一对眼睛，朦朦胧胧的，失去了原有的明澈光亮。当孩子的时候，衣服总是整整齐齐的，现在倒很不讲军风纪，常常是解开两个钮扣，用军帽煽着风。抽的是五角以上一包的烟，一连串地吐着烟圈。无论说起什么事情，他都是那样冷漠，言语间带出一种半真半假的讥讽嘲弄的味道。不象小时候，对任何事情都有着强烈的兴趣，有着十足的热情。谈起小学的同学，某人某人现在搞什么工作，刘毛妹说：“无所谓，我的看法是干什么都行。因为什么都不干好象是不行。”
小陶问他：“既然这样，你何必一定要到部队上来呢？”
“既然你可以来，为什么我不能来呢？”
他们谈起了争取入团、入党的事情，刘毛妹感叹地说：“‘一年团，二年党，三年复员进工厂’在知青点上的人和那些没有着落的社会青年看来，这当然是很够羡慕的了。其实又有多大的意思，没劲！”
小陶有几次试着给她幼年的朋友一些劝告，她说：“我看见一篇文章上讲，‘不能因为第一次飞翔遇到了乌云风暴，从此就怀疑有蓝天彩霞’。你就是这样，因为不相信有蓝天彩霞，干脆剪掉了自己的翅膀。毛妹！别太悲观，我们需要振作起精神来。”
“我也在报上看过一篇文章，上面说‘请正视现实，不必以海市蜃楼里的绿洲，覆盖地上的沙漠。”刘毛妹逼视着小陶。
“毛妹！瞧你的眼睛，别那么盯着我好不好。我不是样板戏里穿一身大红的女主角，‘站在高坡上，伸手指方向’，教导你‘向前看，再向前看！’我并不是让你缩成一团，胳膊肘拐一下，生怕碰着了谁。你心里有岩浆，喷出来好了……”
刘毛妹打断了小陶的话：“恐怕现在需要的不是岩浆，是温吞水，六十来度，还赶不上二锅头的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