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已经惊喜地叫了起来：“咦！你怎么会说中国话？”
“我在中国生活过十多年，还是在上海医学院学的医。我对中国的感情很深！”
巴赫特说。他曾经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次在上海医学院留学，主修的妇产科。后来去了澳大利亚行医，当苏丹内战停止后，他就舍弃了国外的舒适生活。回到了苏丹。
在这家平民医院工作，巴赫特拿不到一分钱工资，完全是靠着自己在国外的积蓄维持生活，并且还要支撑着这家医院的运转。
穆奇不禁问：“你这么做，图的是什么？”
老巴赫特有些腼腆地说；“我的中国老师告诉我，医生是白衣天使，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一直记着这话，现在苏丹不打仗了，我就回来，为我的人民服务！你们从中国那么远来到这里。也是为人民服务！我也谢谢你们！”
穆奇冲他竖起了两个大拇指。
蒲英虽然没有这么做，但对老巴赫特医生的人格也是非常敬佩。他所信奉的为人和行医的基本信条，本来是中国医生传给他的，但是他却做得更好。
巴赫特还告诉中国维和官兵，这所平民医院其实和中国很有缘。
院内的那座小楼。其实就是七十年代中国政府帮助建造的。当时，还来了一支17人的中国医疗队，帮助这里开设了内科、外科、眼科等科室。
在中国医生的帮助下，这家医院的水平当时是邻近几个省中水平最高、名气最响的。
后来中国医生走了，苏丹内战爆发了，这里才破败衰落成这个样子。
现在医院里只有4名医生5名护士，还缺少药品。对平民的很多疾病根本就没办法进行诊治。
维和医疗队的医生护士们也发现了，这家医院的一些医疗仪器设备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的，基本上都成了废铁，不能用了。
看到这种情况，随队的医疗器械师什么也没说，埋头就开始修理起来。
终于。医院内那台什么都照不出来的b超机，在他的手下起死回生，可以照出一些模糊不清的图像了。
巴赫特医生马上领着一名大肚子的孕妇过来，要做第一个检查者。
那孕妇都已经过了预产期好几天了，前几天肚子里还有胎动。现在却没了动静，所以巴赫特医生很是担心。
医疗队的胡队长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医生，内外妇儿检验检查各个方面的业务都能拿得起来。
他亲自给孕妇做了检查后，遗憾地告知巴赫特，胎儿已经死在腹中了。
老巴赫特为自己没有及时发现异常采取措施救治而感到非常难过。
他揉着眼睛对胡队长说：“我要是会用这个b超机就好了！你能收下我吗？”
胡队长被这位比自己年龄还大的老医生的敬业精神感动了，满口答应，并现场开始了教学。
中国医疗队的工作很快就全面地展开了，几乎每个科的医生和负责发药打针治疗的护士面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
蒲英则带着女兵们，负责起了维持秩序和导医分诊的工作。
大概因为中国医生来义诊的消息很快被病人们给传了出去，来这个医院看病的人是越来越多。不要说医生护士们忙坏了，就是蒲英和女兵们也因为大声说话，说得都口干舌燥了。
蒲英因为主要负责分诊，所以对这里的病人和病种都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来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发烧，发烧的病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疟疾。尤其是儿童，死于疟疾的很多。很多妇女抱着发烧的孩子来就医的时候，都会提到她已经有一个两个甚至三个孩子，已经死于疟疾了。
这时候，蒲英才会深切体会到牛护士长说的“非洲每三十秒就有一个儿童死亡”是什么概念了。
悲惨的不仅是儿童，成年人的身上也往往不止一种疾病。
就因为这里缺医少药，他们要么不知道是什么病，要么知道了也治不了，只好硬挺着。
最为严重的是妇女们，她们身上的病往往更多更重。
因为，当地一些部落的风俗是女人不能让男医生看病，所以很多住得边远的部落的妇女听说有女军医来看病，都不怕辛苦地赶过来。请中国的白衣天使们给她们看病。
中国女医生们发现，这些非洲姐妹普遍早衰得厉害。她们知道，一是因为过早过多的生育，二是因为疾病缠身。才让这些非洲姐妹们饱受着苦难的折磨。
同情心、责任感，驱使着中国医生护士们不知疲倦地为非洲平民们服务着。
蒲英却对院坝里越来越多的、只见增多不见减少的病人数目，忧虑了起来。
这么多病人，中国医生们今天能看完吗？
联非达团可是有宵禁的规定，早七点到晚七点之间，所有维和人员都不能在营地之外活动的。
她去问胡队长怎么办时，胡队长也只是看了看院子中黑压压的人群，说了句“让大家都加快效率，能多看几个是几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