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把粮食送到西北给种师道，种师道的收据，就是他们的完税票据。
如此一来问题严重了，大宋真个是满世界的土匪山贼，一但老百姓的粮食被抢，责任是百姓的，他们需要自己再拿出粮食来填补，这可不是小数目。所以一但发生这种事，老百姓只有逃跑一条路，这就是俗称的逃户，从此躲在山里不出来，自耕自养，逃避了税役。
这样的情况如果大量存在，江南的粮税就跪了，形成朝廷和百姓双输的局面。与此同时，那些逃户也是山贼的潜在力量，更是方腊往后造反起事的细菌土壤。
在这样一个局面中，朝廷中的主和派是有其道理的，国朝实在难以支撑西北无休止的战事。
种师道他本身没错，纵使陕西已经赤地千里，还源源不断的从其他地方调集粮草是他的责任，他之所以能被理解，那是因为他小种经略相公顶不住的话，老百姓有金山银山也是然并卵。
在这一循环之中没有谁是轻松的。
国家内忧外患之际不添乱就是功劳，所以高方平尤其痛恨那些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土匪。
想到这些的时候，许久写不出策论的高方平，想把这些整理下来写成策论，“论为政者的良心和责任”。唯其一点，为政者要保护良民，怎么保护呢？
就是让伤害良民的人，付出惨痛代价，让坏蛋的犯罪成本无限高起，做不到就是执政失败。从刑法和经济原理解释，大宋的土匪多，已大因素是官府懦弱，“造反成本”太低，于是就被纷纷效仿。
如果任由抢劫犯活的滋润，置辛苦生产纳税的良民、于何地！
是的，高方平的价值观里，为政者的良心就这么简单：杀贼就行。
杀贼，即是肯定国朝纳税人的地位和尊严，除此之外在大宋，高方平觉得其他都是然并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