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这是梅雪争春的时代，这是我们的家园。梅雪无所争，射艺之比试，亦是君子之所好。其争也君子。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景色，有景色的地方就会有人的好恶。而我们的梅雪争春，存在了千年、美丽了千年。花中有雪、雪中是花，当千里冰封中在北方大地驰骋的骏马争鸣时，繁华犹在。当太史公的青史写就时，它偶尔会被人们欣赏、偶尔也会被束之高阁。可中华的文章会一直被书写下去，华夏的鼓角声声也依然在激励着热血男儿。而热血男儿们的丹青是用来书写自己的，刀剑只会指向那些西洋兵和东洋鬼。
“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当一言堂变成了百家争鸣，总会有一种学说想要打败另一种学说；一种现象大骂另一种现象是丑恶的。尺度拿捏的好，这种矛盾就会促进各种学说间相互的进步；尺度拿捏的不好，就会发展成全武行，甚至会有西方的那种宗教战争。幸运的是在大明的历史中，思想上的搏杀是从来不会让贫民流血的。你们谁的嗓门大可以唱出来，就算比狗叫的还难听，你依然有你乱吠的权利。但是至于我听不听，那也是我的权利。
不过朝堂之上，乱吠是要符合章程的，否则打你板子没商量，那是礼法，不是野蛮。刑不上大夫那就是一句屁话，要是都那样了，国法不就成了专门给老百姓立的规矩了吗？要是在印度，这样的法律大概还行得通，种姓制度不是延续至今吗？在中国有帝王敢这么玩你再试试？最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就连赵宋也只是不对士大夫动刑而已，该流放的，一样会到岭南吃荔枝。然后一边看着荔枝直想吐，一边大夸什么不辞常做岭南人。
但即使是赵宋这样，也是有很大问题的。如果法律只针对一个阶层，而对达官显贵区别对待，那么法律还有存在的意义和公平性可言吗？法律的本身如果都不能具备公信力，那么制定法律又代表什么？代表谁？大家一起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在一起逗闷子该有多好玩儿啊，反正刑不上大夫嘛，大不了搂足了银子回家受用去，所以赵宋这个士大夫的天堂，最后葬送了士大夫阶层，使得他们最终不自觉的走到了黎民百姓的对立面。
是放任让他们有恃无恐的扩大自己阶层的利益。您说什么，赵宋还有流放？要徙千里？还能再远点儿吗？您看徙个万里成不？只要士大夫的集体利益还在，那就是盘根错节的，大多数人到了被流放的地面儿，世家还是世家。要不然宋江被流放江州后哪里还有机会喝高了再提笔写反诗啊？过去的权利和现在的金钱依然可以让他们变成草头王、地头蛇。
夫子之文章、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就是被这群养尊处优的；利益之手伸得越来越长的；势力越来越雄厚的士大夫们给毁了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各个阶层的利益一旦失去了相互的制约，国家也会因此而崩溃。封建社会的那些王朝，表面上都是因为土地的大量集中、老百姓失去了生存空间而毁灭的。深层次的原因不就是因为阶层权利的不断膨胀，最后把自己给撑死的吗？朱门酒肉臭，喂狗也不给你吃。可豪门望族应该还要记住一句话:有食就是‘饭’，无食就是‘反’。所以穷人出身的太祖皇帝还是最亲民的，专门设立一个衙门放任老百姓上告，对于士大夫的贪腐却恨之入骨。所以咱老朱家打大臣们的板子没有错，但是打过板子之后，能不能起到对士大夫们制约的效果才是根本问题。而大明士大夫们权利的膨胀，恰恰是在最后关头因为没有受到足够的制约，才最终导致了一个煌煌天朝的覆亡。
魏忠贤的阉党覆灭后，东林党崛起，虽说贪官依旧弥漫朝野，可是而后却再也无人关心大明王朝的死活，士大夫和大明皇族全都玩了命的往自己口袋里搂钱。盐监，税监，各种监被取消以后，崇祯不但成了孤家寡人，还变成了一个穷光蛋。砍掉各种太监负责监管的营收渠道后，第二年的浙江福建两省监税只有十二两，其中还算浙江比较给面子，收上来十两，福建则只有二两。可在此前仅两淮闽浙的监税便是数十万两，可毕竟这些监税都是掏着富人的口袋，所以党人很是鄙视，因为他们也是富人。
可十二两，毕竟太滑稽了，他们是负责搞笑的吗？不，他们是负责看崇祯笑话的。也是负责给大明朝挖坑的，砍掉了征收富人们监税的路子，党人却对朝廷的三饷比较支持，无他，三饷是在搜刮老百姓的口袋。所以大明完了，没有了‘食’，‘饭’字也就变成了一个‘反’字。
只要人类在繁衍，人类社会的组织就永远等不到完善的那一天，大家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新年到了，多尔衮的大军也到家了，饺子里的铜钱依然在折磨着人们的牙。高挑的红灯笼，红的依然惹眼。除夕下午，旗人们开始忙着祭祖、祭天，期望来年可以过得更好。男孩子们的木爬犁，溜冰猴，总是让笔者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