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四川之酒业必当兴盛繁荣，远销八方。”
听了这话，吴金郁和佘英等人也是很高兴。
宋彪倒是没有再说什么，酒业的根基在于粮食，四川的农业要是抓不好，酒业也肯定谈不上规模。
至于四川如何治理，农业如何抓好，他和杨兆麟已经谈过多次，对于杨兆麟的那些想法。他基本还是认可的。四川农业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税多和土地兼并太严重，所以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土地兼并的问题一定要尽快处理，哪怕是通过官府协调回购和银行贷款，也要尽快让农民持有更多的土地。
晚清的土地兼并问题实际上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在四川这种土地兼并最厉害的地方，人口不足千分之三的地主占据着超过七成的土地，农民既要承受重税，还要缴纳不菲的田租。负担实在是太重。
在东三省治理期间，为了帮助农民更快的进入大规模种植，东三省成立了官办的东北农业银行，宋彪和张康仁商谈之后，已经打算以东北农业银行为基础成立新的中国农业银行，再由中国农业银行在各省设立农信社，在各地办理农业贷款，赎购土地，办理按揭分期贷款卖给农民。
在大地税收政策上，全国范围内都还是要限制大地主阶层，各省根据不同的标准制定不同的征税级别，总之是土地越多，土地经营税越多。
这个政策的不利之处在于会将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压制在小农经济状态，但为了国家之稳定，这也是帝国中央政府的唯一选择，在此基础上，通过良种、化肥和新技术的推广，通过改善各地水利灌溉条件积极增加粮食产量。
至清末，中国的耕地总面积是16亿亩，人均3.55亩，如果能合理发展农业，将关内的粮食平均亩产量也提升到关东的水平，中国的农业总产值就能增加40%，如果能达到美国目前的水平，农业总产值将提高55%。
仅此一点，中国就能在经济总量上恢复到世界大国的席位中。
在这一问题中，如何快速解放妇女的劳动力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人力的增加通常是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
另外有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那就是中国目前最大规模的经济作物不是大豆、甜菜，也不是棉花、生丝和茶叶，而是鸦片，据农业部目前从清政府遗留档案中统计的数据来看，仅在山西一省就有超过一半的土地用于种植鸦片，而山西也是中国此阶段最大的鸦片种植区。
这就意味对新成立的中央帝国政府而言，最紧急两件工作就是禁烟和放足。
四川在这两个问题上显得更为棘手。
杨兆麟虽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想法，但能否有真正的水平去控制着这个省的行政和经济工作，宋彪也不是很清楚，当然，用杨兆麟这样的旧官僚体系中的革新派，总要好过用吴金郁这种根本不懂行政工作的人。
仔细想一想，四川的积弊，以及整个中国的积弊在这个20世纪开启的大时代中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连宋彪都不是很有兴趣全处理好。
在民间的巡查中，宋彪对于中国百姓和四川百姓既有同情悲悯，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撕裂般的痛苦，让他愈发感觉身上的重担是如此之沉。
他一贯是个很擅长想通大道理的人，此时也完全想不明白中华民族，不，汉族为什么会走到这种地步，何至于如此啊？
究竟是哪一种精神和原因如此不断的让汉族人自残，让自己愚昧腐朽到这样的程度？
他真的想不明白。
安抚四川之后，宋彪不再南下云贵，直接乘船离开自四川省的新省府重庆返回武汉，再从武汉原路乘坐专列回抵京师，在此之前，他将重庆定位四川省省政府的治所，这是因为海军的军舰可以抵达重庆，万一出现任何不测之风云，他都至少能用军舰过来镇压。
蔡锷、陈其采都已经先宋彪一步回到京师，而马尔托斯总顾问则提前一步，日夜兼程的带着参谋局返回沈阳，协调各军和备战工作。
就实际的水平而言，历经这些年的锻炼和学习，蒋方震在大方面上并不比马尔托斯特级校官差，毕竟更了解国情，筹备大计划之时也更为熟稔，但在调度军队作战，以及准备作战计划的领域，他还是不如马尔托斯特级校官老练。
这是经验的问题。
1910年的12月4日，这一年即将成为历史。
宋彪返回首都通州的帝国中央陆军总部，回到自己的那栋根本算不上是皇宫的皇宫和海陆军总司令办公厅，他就不顾千里行程的疲劳，紧急召开了中央陆军总参谋部和陆军部的联席军事例会。
此时的国际局势正如宋彪最初所猜测的那样，日本正一步步的加紧在军事上的部署，并且不断让所谓的大韩帝国扩大延吉间岛领土争议。
大韩帝国那边是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话——不管怎么样，间岛是我们韩国人的，中国人必须滚出去。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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