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彪在东北实施新政的第一条就是尊崇荀子之思想的“隆礼尊贤，重法爱民”，而他对“重法爱民”的理解很简单，首先至少有法可依，若是连相关的法律都没有，所谓新政不管如何强调革新自强和爱民如子，最终也会成为剥削民众的另一种手段。
在邀请王宠惠、张康仁两位华人中最精通西方现代法律体系的法学博士后，宋彪一直在秘密筹备新法的推出，在秘书局、新政局等幕僚下属中经过不断的讨论、商议。
时间紧迫，宋彪不可能等上一年两年再推出一份完善和能被各方所接受的新法，他只能是尽力参考日美英法等国的法律译文，在最短的时间里先推出几份紧急而迫切的新法临时章程，首先用于推行新政。
1906年3月20日，这一天对于东北新政和整个东三省都是崭新的一天，在这一天里，《东北日报》的创刊号发行，刊登了中国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社评——《论东三省新政》，评论员笔名为宋治中，用七千余字将东北新政的“隆礼尊贤，重法爱民”之纲领阐述清楚。
在副版，《东北日报》刊登了《东三省实业招商优待法》、《东三省新政税收法》，前者正式确定了东三省中外新式工厂一律可以享受为期三年的优惠，第一年免营业税和所得税，第二、第三年所得税减半，但在此过程中土地增值税不予减免。
《东三省新政税收法》则为东三省建立了现代的西方式税收体系，增加了土地交易税、土地增值税、地产税、所得税、印花税五个新税种。同时取消人丁税，个人所得说按照简单的统一式执行，凡年收入超过二百两白银一律征收15%的个人所得税，其余各项非税法之内的苛捐杂税一概全免。
按照张康仁设计的新的东三省税收体系，除了地产业外，东三省整体税收额度相比日俄等国要低很多，放弃人丁税也为东三省的全面开垦和工农业人口的流动打开了闸门。
《东三省新政税收法》推出的同时。宋彪让李恩富在《纽约时报》等欧美主流报纸购买广告，详细解说东三省新政和各种优惠政策，邀请英美德俄各国企业和个人到东三省投资、工作。
邀请外资大规模涌入的同时。宋彪也加紧布局民族企业，派出专人到宁波、山西、广州、上海、天津、香港、杭州等民族资本密集地区，邀请各商帮到东三省投资实业。他甚至给张弼士、乔致庸、虞洽卿、渠本翘、朱葆三、孙梅堂等四十多位国内外著名华商写信，邀请他们到东三省投资兴办企业，给马相伯、章炳麟、陶黻升、章梫等教育家写信，邀请他们到东三省创办新学。
虽然每一封信都是秘书局代为操办，宋彪还是展现了自己身为东三省总督的诚意，描绘了东三省在未来十年的发展空间，并且承诺会亲自帮他们解决一些办厂和办校的困难。
在东三省的经济发展上，宋彪的意志是非常坚定的，他宁可将东三省的工业都交给外资，也一定减少进口。增加出口，即便没有民族资本家，也一定要增加足够的工商业就业率和税收，使白银和黄金流入，而非流出。要让东三省和民众先富起来，富起来才能推行新式教育，有新式教育才能培养现代人才，同时有中国人自己的金融力量和政府，那就迟早可以让民族企业发展起来。
当然，宋彪敢如此大规模引入外资的底气还在于他自身就拥有一家远东商行。通过远东商行旗下的远东银行、远东煤铁公司、远东铁路公司、远东地产公司、远东纺织厂、远东印书局、远东制药公司、远东机械公司、远东轮船公司、远东电话公司，宋彪也乘机大规模投资实业。
张康仁担任东北银行的总董，容星桥担任远东银行的总董，两家银行同时创办，在刚开始的阶段几乎是一家银行两个牌子，3月份之后才分开办公，一家总部位于沈阳，一家总部位于大连，奉天远东证券交易所也在这时办起来。
东三省就在这种浪潮中开启了新政，走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4月，宋彪陆续和俄国、法国、德国、美国、英国达成东三省金融管理协议，正式采取新的金融管理体系，以银本位为基础发行关东银圆和关东铜圆，东北银行、华俄道胜银行、远东银行首先获取东三省总督衙门的批准，以关东银圆为基础发行银圆券、铜圆券，除此之外，东三省不再使用任何银圆和其他货币，唯一的例外是大清户部银行发行的大清银圆。
作为退让，宋彪同意在原有三家发钞行的基础上再增加两家发钞行，并且保证至少有一家为外资银行，但所有发钞行都必须遵守35%的保证金，且四家商业银行一概不得发行铜圆券，还是由东北银行垄断铜圆券。
至此，宋彪用东三省铁路计划作为诱饵和退让，完成了他最想要的金融管理权，统一东三省的货币。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宋彪不断以东三省地区政府名义和各国签署密约、友好通商协约，稳固东三省新政的基石，保障外商投资利益，以及东三省资本在外国投资的对等合法权益，特别是在《大清国东三省地区和俄法英日德五国协约章程》中约定了五国及公民在东三省的基础权益，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