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从帝国建都之后开始就一直有严格的规定，除教堂和外国使馆及少部分特批建筑外，所有建筑都只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建筑风格，一切建筑且都不得超过22层。
当震旦县的远东大厦高达103层，上海的上海国际中心大厦高达108层时，整个北京的建筑风格和层次依然保留在改良主义的风范中，城市在现代化和传统美学之间保持着很好的契合。
正是在这样的城市里，在这个帝国的首都之城，大川周明才真正的意识到中华终究是中华帝国，无论日本人如何顽固的歧视，中国人依然是亚洲的中心民族，中国文化的深厚层度也永远不是日本可以挑战的。
这个国家太可怕了。
根本不是亚洲其他国家可以超越的巅峰之国。
正是在这样的城市里，大川周明才意识到中华帝国根本不是日本可以挑战的目标，随后，他一路游览了中国的很多城市，苏州、上海、芜湖、青岛、济南、西安、福州、泉州、广州……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耗时三年游历了中国四十多个城市和地区，一边为日本军方收集情报。
1936年秋天，他回到阔别三年的日本，却立刻解散了自己的右翼组织神武会，并且在报纸上撰文宣称唯一能实施大亚细亚主义的国家只有中华帝国，而非日本，结果因此被自己的学生刺杀。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悲喜和晦暗。
这个城市也就是这样的古老、精美、辽阔、壮丽，将现代和传统文化和谐的结合在一起，构建了帝国的改良主义的典范之作。
大川周明的醒悟来的太远，他也死的非常悲剧。
大日本帝国终究还是不可遏制的在他过去的鼓吹之中走向毁灭的深渊，1939年7月22日，在中华帝国即将庆祝建国28周年之际，日本昭和天皇最终还是在载仁亲王的极力鼓惑之下批准了日本军部的作战计划。
日本就这样抱着不成功就成仁的思想，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愚蠢的一次冒险。
如果昭和天皇裕仁有机会到北京城走一趟，哪怕只是游玩一番，他也极有可能彻底而坚决的拒绝这一计划，可惜他从未来过，也没有过这样的机会。
他去过欧洲，回到日本之后就一直生活在他的皇宫里，没有人告诉他关于中华帝国的真相。
……
从帝国宪法的角度来诠释，帝国内廷总长是唯一直接效力于皇帝的官僚，内廷总署是正部级的中央机构，但不属于中央内阁政府，下设秘书局、财经局、特勤局、参谋局、礼法局和皇家科学院。
秘书局负责处理内务工作、日常公务，负责同中央内阁政府交流信息，管理皇室资助的社会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负责对国内外重大事件进行统计和调研，也是内廷总署的中枢机构。
财经局的全称是“内廷财务经营管理局”，负责管理皇家财产及内廷财政工作。
特勤局负责保障皇室安全，参谋局负责同中央军部协调交流，为皇帝整理军事情报和信息，礼法局负责制定皇室内廷礼仪和主持春祭、天坛祭祀、宗社祭祀等国家礼仪事务。
皇家科学院是**的皇家科学研究机构，主要侧重于物理、数学的自然科学纯理论研究工作，并主持面向世界的专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中华帝国皇家科学奖，也负责评估国内第一流的科学家和科学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者，每一年授予四到五名皇家科学院的荣誉院士席位。
除了这五个机构之外，内廷总长同时还要负责协助皇帝管辖中央保密局、中央调查总局两个正部级机构，而这两个机构的工作也异常的繁重，前者负责国内大量的特殊秘密科学工程的研究，后者则是全国最高权限的廉政调查和国情调查机构。
所有的这些机构除皇家科学院外，都要求绝对效忠于皇帝，特别是像中央调查总局，必须要以向皇帝效忠的绝对意志稽查国内的各种**和贪污问题，连内阁官员、军部高层、中央内阁总理大臣都在中央调查总局的稽查范围内，总理每年也要到中央调查总局接受一次廉政咨察。
正是因此，作为内廷总长的舒方德也可以被称作第四首相，其权职仅次于首相、副相和外相，工作自然繁重，但是每天上午9点30分至45分，他都要亲自向皇帝汇报内廷总署、中央保密局、中央调查总局的工作，如无特殊的原因，他也要代替首相和中央国防军联席总参谋长向皇帝简单汇报内阁、军部的工作。
就在英国特使团还在帝国首都访问的这几天里，舒方德上午很早就到了中央宫的办公厅外等候皇帝，他可以早到，但不能早见到皇帝。
虽然宋彪也清楚这几天将会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他还是同往日一样，上午9点钟准时抵达办公厅，看完内廷秘书局提交的每日国务新闻纪要和当日的几份全国性的报纸。
等到9点30分整，舒方德才进入办公厅向皇帝敬礼，将凌晨时分整理的特殊情报汇总提交给皇帝，道：“禀告陛下，据可靠情报来源，日本皇帝可能已经批准了对我国突袭开战的计划，具体的计划内容和时间还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