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君然是聪明人，他知道自己从政最大的优势就是自己的眼光要比一般的人更长远，从县长王长林抓工业，设计出“爱民富民工程”当中，让徐君然有了一些关于大政方针方面的思考。
徐君然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道理，官场上更是如此。小爬虫履新，绝不会萧规曹随，率由旧章，定会开动脑筋，搞些新名堂出来。为什么一定要搞些新名堂？很简单，如果前任老大怎么做，新任老大就照着做，做得再好，功劳也是前任的，何以显示新任老大的创新精神？何以显示新任老大的突出政绩？没有创新精神，没有突出政绩，对继续高升，显然不利。是故新官一上任，思路是新的，措施是新的，一切都要推倒重来，打破旧框框，开创新局面，这一切都是官场思维、官场习性使然。
标新利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里面有很多学问，比如圈地开发，前任老大或因条件不具备，在市政建设上仅满足于旧城改造，新任老大来了，学历读过博，经历留过洋，举措大手笔，说老是在旧城里折腾来折腾去，这种市政建设速度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嘛！这是眼光狭隘的表现！为了证明其眼界开阔，新任老大大搞圈地运动，把城市周遭的地都给征下来，搞大规划，东边工业区，西边住宅区，南边行政区，北边商贸区。走进规划局一看示意图，包你心潮澎湃，由衷赞叹：这把火硬是烧得好啊！
徐君然上辈子就曾经看到过不少这样的事情，一些报纸上经常深恶痛绝地报道，说有的地方只要换了领导，新上来的人为了快出政绩，上了任就要另搞一套，干了不少“张书记修李书记扒”的劳民伤财的蠢事。往往言之凿凿，激起一些知识分子的义愤，接着口诛笔伐，严厉声讨。
开始徐君然还以为这些人真的是热血正义，可后来随着对真相的深入了解，他才渐渐明白过来，这种说法要么是前任领导对记者的授意，要么是一些书生的迂腐之见。不能否认确实有“张书记修得好李书记扒得错”的，但不能以偏概全，对“张书记办的错事”，也不让“李书记纠正”，一律说成是太岁头上的土，谁也动不得。因为，说这种话的人不在台上，站着说话不腰疼。
一个地方的最高长官，不考虑自己怎么干，干什么，那肯定不是一个清醒的领导。历史和现实的局限，不可能每个人做出的决策都是正确的。上一任的领导修的东西，如果下一任感到影响了发展大计，那么即使扒了又有什么不可？在这个方面，实际上有许多与他们想象得正好相反的例证。
不说别的，开国时期，华夏的领导人判断未来十几年内肯定要发生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结果就是全国人民什么都不干，没事儿就挖防空洞，储存粮食，搞阶级斗争，甚至把兵工企业全都搬到了山沟沟里。几十年折腾下来，国家不知损失了多少个亿！结果呢？什么事情都没有不说，反倒是耽搁了国家的发展。
一直等到第二代领导核心上台，这才改变了旧有的策略，把工作重心挪到了经济建设上面，群众的生活才有了改善。
不说别的，徐君然上辈子担任副市长的时候，就遇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当时在他所在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油田，国家决定就地建一个炼油厂。可当时的市委书记是农民出身，对土地一往情深。省领导向这位市委书记安排建设炼油厂时，他坚决顶了回去，说建油田就已经做出最大牺牲了，再建炼油厂，又要占不少耕地，老百姓没有地种，哪有饭吃？结果这个项目被邻近省轻而易举地拿走，滚滚油流流向了那个水乡小县，这边出油，那边挣钱，一业兴，百业旺，经济发展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没过多少年，那个县变成了一个地级市。后来历届市委、市政府领导一提起这件事，无不认为那个老市委书记干了一件大蠢事。
说到底，有些事情不能够轻易以自己的喜好来判断对错，要认真的思考之后，仔细调查，然后才能够做出决定，毕竟当领导的，一个念头可能就决定了无数人的命运。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认识，以自己为首的长青乡新的党政班子究竟干些什么，从徐君然上任的第一天起就在他的脑海当中计划着。
一开始的徐君然思路是，为了抓现钱，也为了上下届党政班子的工作连续性，必须沿着前任画好的道道继续走下去，抓好乡镇企业。即使想另有作为也不能操之过急，边干边修正，干上一年半载调整思路不迟。可是，徐君然经过调查才发现，长青乡的乡镇企业根本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兴盛，不说别的，大部分企业都处于亏损状态的局面，就让徐君然眉头紧缩了许久，经历过后来国有企业寒冬的徐君然很清楚，等到全国的国企都陷入困境的时候，企业工厂停产将会使得原来潜在的各种矛盾一下子涌了出来，到时候内外债务、银行贷款、工人工资、耕地占用等等，弄不好每天都有人上政府来闹。
这是徐君然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情，他也知道，如果自己不及早动手，那么肯定就会陷入到这个泥塘当中。徐君然清醒的认识到，新一届班子已经不能沿着老路再走下去，必须干出自己的特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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