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且明言！”
杜睿接着道：“佛教以人的烦恼为起点，认为“烦恼和菩提不二”，正是因为烦恼使人思考，得到了追求解脱的动力。对客观实在的世界进行否定，但对意识的认识也不是肯定的，它不承认“我思故我在”，认为理性、思维和物质一样，是随生随灭，一切都在运动和变化，“诸行无常”，“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认识同样是靠不住的，用意识感知世界的实在只是暂时的，只有心之本体，要追求“本来不动”，要像金刚一样“坚、明、利”，做到充实、干净、巨大，这样才能把握自身，在这个世界“如幻、如阳焰、如梦、如水月、如响、如空花、如像、如光影、如变化事，如寻香城”的世界上站稳脚跟。首先从这一点上来说，佛就是不切实际的！说其存在是因为缘果，说其不存在也是因为缘果。”
玄奘不禁有些急了，道：“如居士所言，佛学岂不是没有存在的意义，都是水中花，井中月，虚无缥缈！”
杜睿接着道：“这倒也不是，佛教有一点，还是比较可贵的，那便是对自身的理论也具有批判精神，它破一切虚妄执著，“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它破“我执”，反对以我为中心，它破“法执”，反对以物质世界为中心。它认为，人的本体有同一性，所谓“随拈一法，无非法界，本来智慧觉照，与佛不二”，它肯定每一个人身上觉悟的力量，相信人有自救的能力，依在下看来，除了自救以外不能靠任何外来力量。那些号称有神通，能够渡人的“神僧”，在下看来不过就是些“野狐禅”。还有一点，就是佛劝人行善，不是要人执著于善恶，无非是认识到人自私自利的积习太深，所以用各种各样的戒律来束缚，用布施积德来改变，它的最终要求是“不思善、不思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要人从根本上破除主观的分别执著而归于客观的真实。
佛教的教育针对性也很强，它有很多觉悟方法，这当然是在长期的推广实践中形成的。在一开始主要有三个法门，对于因为生活的压力而被烦恼所束缚的，它要求做到“戒”，通过克制**达到内心的平静，对于生活比较干净，做到内心安乐了，它提出可以“禅定”，就是通过默想等方式使思绪不要在散逸，重新堕落烦恼，对于思想坚定，认识比较深刻透彻的人，就要讲究“慧”，要他生觉悟心，增加他的智慧，生悲悯心，去帮助他人。”
如今佛教度化世人的方法还很简单，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野蛮，不出世，便无法修行，无法得到圆满，但凡无法脱开尘世的，便直斥为生无慧根。
这一点在日后，佛教倒是有了不小的发展，对于有知识的人，有基本觉悟的，又舍不得下身边事物的，就取消出家的概念，讲究直指人心，以顿悟入道，这叫禅宗；有的文化才学不高，无法领悟长篇大论，就执持一句佛号，念念不忘，久而能所两忘，证入一心不乱，这叫净土宗；有的平时生活就比较严谨，追求纪律中的快乐，就要求精持禁戒，举止语默就合乎规律，久之就妄心不生，事理圆融，这叫律宗；有的有学术的爱好，就精研法相，深探妄源，转知成识，这叫唯识宗；有的追求神秘，就口持真言，手结印契，意作妙观，一心持咒，结印不散，就能改造无始以来的浮滑之气，得定开慧，这叫密宗。
总之，在漫长的岁月里，佛教形成了众多因人而异的教育方法。
玄奘糊涂了，杜睿一会儿批判佛家，一会儿又替佛家说好话，这让他无所适从，试探着问了一句：“如居士所言，岂不是说佛家有其存在的必要！？”
杜睿道：“确实有存在的必要，只是却需要大力改革，佛教在在认识论上是虚无的，是无中生有的，它以空无为起点，以空无为终点，但它是非常自信的，“天上地下，惟我独尊”，对现实世界是严厉的批判，它采取的是金刚怒目的姿态，它对恶有抵抗的态度，用狮子吼震撼世界的怒吼，对待自己有断肢割肉的坚忍。它参悟生死但不否定生的重要，不否定劳动的重要，它否定偶像崇拜，否定权威的作用，它尊重生命，提倡不杀生，要和自然和谐相处。
然而，佛教同天下的一切宗教一样，它有天生的不足和后来的流弊。佛教对于常人的难处，就是空有认识，而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认识不能持久，随念随生，明心见性的人，离生死尚远，遇到困难，未能做到不动心，所以“理可顿悟，事需渐修”。承认世界、意识的空无，就很容易地放弃了对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放弃了好奇心、求知欲，就放弃了人的伟大力量，这种认识只会使人回归到原始状态。
如果全世界人都彻悟了，世界也就结束了，如果有一部分彻悟了，有一部分有所领悟，有一部分没有领悟，那么佛教就会成为统治者统治世界的工具，变成鞭子、枷锁和麻药，变成保守势力，因此变得不可理喻。
即使是打入佛教内部的僧人，他们同样会出现分化，变得追求次序，追求利益和惟我独尊。一群僧人平时无所事事，就研究学术，假借释迦牟尼的名头，耗费了无数的心血，撰写了浩如烟海的任何人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