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咸服。可盛唐以后，特别是唐玄宗时期唐军兵败阿拉伯于中亚怛罗斯之后，加上安禄山叛兵和黄巢匪兵以及吐蕃蛮兵都曾攻入长安，唐朝就从此一蹶不振。
在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中，唐玄宗和唐僖宗都曾弃都南逃蜀中。而明朝却从未有过这种例子。永乐大帝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原因之一就叫做“天子守国门”，受到入侵了，大明天子亲自在第一线守国门。而即使是大明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当时北京形势很危急，有人劝他迁都，他不去，有人劝他走，逃到南京，他不逃，他登上煤山自缢殉国而死，忠于江山社稷。这与清廷的咸丰皇帝置京城百姓于不顾，两度仓皇逃离北京避难和清廷末代皇帝溥仪，苟且偷生向日本侵略者认贼作父的举动，绝对是天壤之别。
明朝无论是遇到多大压力，既没有屈膝投降，也没有割地赔款。到了明末那种内忧外患中，明朝依然兵分两路顽强对付满清和李自成，对关外的国土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全辽可复”的愿望。从明英宗到崇祯帝的几次北京保卫战中，明朝更是坚定，兵临城下仍然宁死不迁都“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当年明朝崇祯皇帝殉国前怕李自成伤害无辜百姓，就写了一首绝命诗给他：“朕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
和亲在大明没有过，难道在国力远胜于大明的大唐便应当出现，杜睿越想心中越是愤怒，在他眼中无论是历史上有名的诤臣萧瑀，还是奸佞权万纪，都那么面目可憎。
太宗也差距到杜睿的脸色不断的变换，便问道：“杜睿！你站在那里，想什么呢！?”
杜睿看着太宗，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朗声道：“臣无话可说，唯有近日闲暇时，所做一首五言诗，念与圣上听！”
杜睿才名远播，但作品却甚少，此时众人听他又做了一首五言诗，纷纷来了兴趣。
太宗也道：“既然如此，且年来听听！”
杜睿躬身领命，念叨：“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
一首五言诗念得出来，整个承庆殿顿时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
第九十七章使汝女往，若何？
杜睿的一首七言诗将承庆殿内的太宗君臣震得目瞪口呆，萧瑀更是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心中不禁一阵发苦，也在细细的思索，难道自家的气节连这个小小的少年都不如？
太宗默默的念着杜睿的这首五言诗，心中也是颇有感慨，汉家奉行和亲政策，以为这样便能安抚匈奴，使其不再南下，可是到头来又如何呢，每当草原有事，便要南下牧马，劫掠中原，最后也还是凭借着冰封，才将匈奴远逐千里，封狼居胥的吗？
此时殿上唯有权万纪一人心中不禁恼恨，他原本就与杜睿有仇，此时见杜睿反驳他的意见，自然不干，怒道：“小子妄言，你小小年纪，如何敢妄议国事，如今突厥方灭，我大唐国力空虚，正是休养生息之时，只有结好薛延陀，方可保北疆无事，你一个小小少年，便是胸中有些才学，又岂能因一己之私而误国，要是照你所说，遇事不能暂时妥协，何来勾践卧薪尝胆之事，那武德九年，圣上不也是为了社稷安危，不得不忍辱负重，与颉利订下了渭水之盟，要不是当时圣上以一人之辱，退了颉利大军的话，何来今日北伐大胜。”
太宗闻言，心思也不免动摇起来，其实在他的心里，还是觉得要是能用一宗室女，结好薛延陀，也未免不是一件好事。
杜睿却大笑道：“权大人此言，当真是羞死了天下的男儿，权大人只知卧薪尝胆，历朝历代也倍加推崇勾践忍辱负重，最后积蓄力量，三千越甲吞并了吴国，但在下看来，身为男儿，便当傲立与天地之间，有恩必偿，有仇必报，方不负大好头颅，如若一遇强敌，便潜首缩颈，以图后报，岂是男儿所谓，身为大丈夫，便是明知不敌，也当亮剑，誓死一搏，便是战死沙场，又有何惜哉，如今夷男无礼太甚，几度威逼圣上，权大人不思君辱臣死，却在这里摇唇鼓舌，鼓动圣上以一妇人，来买好生番，岂是大丈夫所为！”
权万纪被杜睿讽刺的一张马脸涨得通红，强辩道：“竖子无礼，你只知逞血气之勇，于江山社稷又有何益处，且不问刘汉，前朝之时，中原皇家便远嫁公主，博得了一时美名，如今圣上欲要接好薛延陀，便被你说得如此不堪，难道你这便是身为臣子应当做的吗？况且薛延陀于我大唐，敬若父母，何来无礼，便是言语适当，也是因为不受礼仪教化之故而，如今圣上结好薛延陀，使我大唐无北疆之患，使天下万民得享安乐，正是以一身而奉天下的明智之举，何言非大丈夫所为，难道这承庆殿内，满朝文武便只有你个黄口小儿是真豪杰不成！”
杜睿闻言，冷笑道：“我原以为你身为当朝重臣，来到殿内，于圣上驾前对奏，必有高论。没想到，竟说出如此粗鄙之语！我有一言，请诸位静听，昔日炀帝之时，亲信小人，远黜贤臣，以致皇纲失统，国乱岁凶，四方扰攘，庙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