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2-08-01
杜睿想着,对李承乾拱手一礼,道:“不知秦兄何以问突厥事?”
李承乾忙道:“实不相瞒,家父也在朝中为官,自渭桥之盟后,突厥不顾信义,屡屡翻遍,屠我城池,掳我子民,家父身为社稷重臣,自是每每因此而忧心,身为人子,却不能为父分忧,在下也是惭愧难当,近闻杜公子大才,特来求教,还望公子不吝赐教。”
杜睿闻言点点头,沉吟了片刻道:“今日突厥之于我大唐,便如当年匈奴之于两汉,突厥人生活习惯原始,不事农耕,喜逐草而居,且突厥人自幼便生长于马背之上,以游猎为生,弓马娴熟,我大唐的弓箭最多可射两百步,而突厥人的弓箭却可于纵马奔驰之间,射中三百步之外的目标。况且突厥骑兵来去如风,飘忽不定,今日在东,明日在西,反观我朝,因久事农耕,民众喜安,于兵事处,与突厥作战,更多时也以建城据守,纵使取胜,也无法做到斩草除根,突厥人要来便来,要走便走,胜则洗劫钱财,掳掠人口,败则纵马远遁,无迹可寻。”
李承乾听着,眉头也渐渐的皱了起来,随声道:“杜公子所言,确实切中要害,却不知,我大唐欲要胜他,该如何行事?”
杜睿笑道:“若要胜突厥,却也不难,突厥人不事生产,以劫掠为生,必不能长久,而我大唐富有四海,天下之民,何止亿万。欲要彻底剿灭突厥,其一便是娇其心志,劼利虽为一代人杰,然突厥事却非他一人能断,多贿金珠宝贝以分其心,让其无法统一诸部,并力南下。其二便是易其风俗,将我中原所产丝绸,茶叶,瓷器等奢侈品大肆倾销到突厥诸部,慢其心,堕其志,使之安于享乐,不思进取。其三便是大力推行马政,使我大唐子民人人上得马,控得弦,纵使不及突厥铁骑精锐,然我大唐人多,用人海也能淹死突厥。其四便是分化瓦解,在下听闻突厥除去劼利之外,尚有突利,可遣人结好突利,许之以利,便是无法使两人反目,也要使突利于劼利南下之时阴奉阳违。”
李承乾听着,不禁大为兴奋,这些事情听起来浅显易懂,并不十分高明,但绝对行之有效:“杜公子!如公子言,突厥可破?”
“可破!”杜睿点头道,“非但可破,一两载之间,便可见分晓,只是不知破突厥之后,我大唐将如何对待罢了!”
李承乾不大明白,诧异道:“杜公子何出此言?”
杜睿想到历史当中,那些一向标榜着宽厚仁慈,张口仁德,闭口王道的士大夫,心里就不禁一阵气闷,道:“我华夏自汉以降,于外族处,颇多仁惠,然东汉抚诸胡,而有五胡乱华,可见一味仁德王道,根本无法彻底解决边患,唯有王霸并行,方才能一劳永逸。”
“王霸并行!?”李承乾一直以来受到的教育都是如何成为一个仁君,像杜睿这样教他行霸道的还是头一次听到,“不知这王道与霸道又和分别。”
杜睿道:“所谓王道,便是行圣人之言,以王者的气度去包容,对待他人,治理国家,孟子认为‘王道’是实行仁政的根本,只有实行‘王道’才能四海归一。其实不然,王道和霸道是紧密相连的,二者相辅相成,不能独立存在。王道即为仁政之道,君主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安抚臣民。霸道即为争霸之道,君主凭借武力,刑法,权势进行统治。在下认为王道为霸道奠定基础,霸道为王道提供条件。而单纯以为只实行王道或霸道就能使天下大治,却是偏颇了。‘王道’诞生于社会稳定时期,‘霸道’则在社会动荡中孕育而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社会动荡,战国后期形成七雄割据的局面,分裂混战了几百年的华夏大地上终于出现了些许统一的气息,而唯一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便是秦国了,倘若秦国此时奉行王道,大施仁政,会有这么快的一统天下的局面吗?不会,可能天下还会混战几百年。原因何在?如若秦不东出,那么秦国与六国间则始终处于相对平衡,他们之间会互相蚕食,战争不断,统一大业遥遥无期。王道和霸道均产生和作用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正如萧何所言:用一般的将军,汉王只能立足汉中自保,如欲争天下,则非韩信不能。同样,若果战国后期秦奉王道弃霸道,则七国只能安邦,不能定国。在动乱年代,若把霸道比作鸿鹄之志,那么王道就有些鼠目寸光了。当然不能否认王道,但如果一味奉王道为真理,为不可动摇的思想准则,却也不行,鲁国,武王弟周公的封地,也是大兴礼义仁政的国家,可最后的结果呢?还不是被齐楚两国步步蚕食而亡国吗?秦末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最后刘邦,项羽逐鹿中原,其实他们也是恪守王道之人,但纷乱的天下形势迫使他们造反自保,他们追寻了霸道,统一天下之道。纵然如此,却也不能一味的追逐霸道,霸道因动乱而生,因统一和平而灭,只要和平永驻,霸道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终有王道大行天下。纵观华夏史,历朝历代无不在统一后广施德政,赢得民心,否则那会有如此众多的盛世王朝呢?王道与霸道因天时而生,又因天时而灭,但不论推行王道还是霸道,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每种思想的产生都在特定的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