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于民朞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可是《礼记.曲礼上》记载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曾是当初华夏刑事立法指导思想的体现。那个时候的刑法是公开的不平等，大夫和庶人在刑法上的待遇是各不相同的，这就成为当时社会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
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的历史舞台，其政治代表为李悝、申不害、商鞅、慎到、韩非等人，在反对奴隶社会刑事立法指导思想的同时，提出符合地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刑事立法指导思想。
依据法家的主张：“绳不绕曲，法不阿贵。”
违法犯罪，一律绳之以法。
商鞅佐秦孝公变法时，太子的师傅公孙虔为阻止商鞅变法，唆使太子违法，商鞅以太子系国之储君，不能加刑，遂刑其师傅公孙虔，劓其鼻。这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由来。
仅就法律而言，从史籍的记载来看，王子犯下罪行和平民同样按照法律处罚的事例也实在是太少有了。
西周时法律就有“八辟”的制度，有八种人犯了死罪，是不可按照法律处罚的，而应该由朝廷最高级大臣讨论后，再上报皇帝定夺，这八种人里第一种就是皇帝的亲戚。
后代的法律有大量的优待贵族大臣的内容，比如皇亲国戚是由“八辟”转化而来的“八议”制度的头号对象，犯一般的罪行直接减轻一等处罚，犯死罪要经过朝廷最高级大臣的讨论，经皇帝的批准才可处罚。仅就法律而言，古代是从不承认“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
当然，如果王子胆敢图谋造反的话，自然是要和普通百姓一样严惩不贷的。
儒家典范人物之一的周公，辅佐成王统治天下，亲兄弟管叔、蔡叔造反，都被周公下令处死。以此为例，凡是被戴上了谋反帽子的王子，从来是不得好死的。
历代法律都规定，如果是谋反大逆、图谋叛变之类的重罪，都不得享受“八议”特权。
古代，即使是主张“刑无等级”的法家，也没有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这样的主张。商鞅提倡“自卿相以至大夫庶人”，犯罪都同样处罚。
在他主持秦国变法时，太子犯法，他下令处罚的是太子的老师，一个割鼻，一个毁容。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但是，并没有说王子也要同样按法处罚。
可见，哪怕是最激进的法家，要求的还只是卿相大臣的“刑无等级”。因为，如果王子犯罪要按法处罚，那么，皇帝本人是否也要受法律的规范和制裁呢？
在古代，这个问题却是个讨论的禁区，没有哪个学者、政客敢于拿这个问题去冒犯皇帝或皇帝的虎威，这或许也可以说是韩非在《说难》里提到的人主那块不可触及的“逆鳞”。所以，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刑无等级”控制在卿相大臣以下。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最著名的莫过于隋文帝杨坚处罚自己儿子杨俊的故事。
杨俊是隋文帝的第三个儿子，封为秦王，任命为并州总管。他在任上大兴土木，建造的王府竭尽奢华，超过了法令规定的规格，又放债取息，盘剥百姓。
隋文帝得知后，罢了他的官，召还京师居住。大臣们都认为秦王的罪名不过是违反制度，不必如此严厉。
隋文帝却说：法不可违。我是五个儿子的皇帝还是天下百姓的皇帝？照你们的说法，为什么不另外制定皇帝儿子遵守的法律？周公那样伟大的人物还杀了造反的兄弟，我比周公差远了，怎么能够破坏法律呢。
结果，杨俊郁郁不得志而死。
在有些时候，在证据确凿，在强大的压力下，天子也会遭到惩罚。而天子犯法往往比布衣犯法要严重的多，不论是情节还是涉及范围，牵扯到的相关人员。整个案件里的人员绝对是关系复杂。而布衣犯法往往也就那么一两个人的事，怎么判刑没人阻挠，其间的关系比较清晰。这是权利造成的后果。曾有人说权利才是恶魔，有了权利，个人**开始膨胀，或者有了权利就可能被人利用拖下水而走上不法之路，这是之前个朝代都有的事。
可崔迪也是个犟种，他偏偏不信邪，一听百姓们这话，顿时热血冲头，也顾不得房舒的身份，连忙命人，将房舒拿下。
房舒可没想到一个芝麻大小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