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社会下的条件反射。台上的宋真宗奄奄一息，台下那些人就开始搞阴谋诡计，甚至磨刀霍霍了。当时，寇准任宰相，但他嘴巴不严，把还没议定的朝廷大事提前泄密，因而被罢，由丁谓接任。太监周怀政想浑水摸鱼，秘密策划废除刘后，诛杀丁谓，拥立太子，结果被人告发，身首异处。
这些里里外外的变故，无疑给孤立无援的刘娥以生死攸关的考验，风声鹤唳之间，刘娥沉着地决策，果断地处理，招招精准，总算平稳过渡，足见其超常的胆识和魄力。
乾兴元年，宋真宗病逝，太子继位，即宋仁宗。由于宋仁宗年仅十三岁，少不更事，宋真宗临死前遗诏说：“尊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于是，刘娥由皇后变成了皇太后，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成为了大宋王朝的真正决策人。当时，为了太后与皇帝如何坐朝，大臣们争议不休，宰相丁谓建议，朝会时，皇帝坐朝承明殿，太后另择地方听汇报。
刘娥认为不可，她说：“皇帝视事，当朝夕在侧，何须别御一殿？”
于是，宋仁宗与刘太后五天上一次朝，皇帝居左，太后坐右，皇帝称“朕”，太后称“吾”。从此，刘娥这位出身低微的川妹子，开始了长达十一年显赫一时的垂帘听政生涯。
这十一年，刘娥既是决断天下大事的实际当权者，同时也是小皇帝的母亲，她丝毫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要求宋仁宗随自己一起处理政事的同时，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上。她特意在崇政殿的西厢房，给宋仁宗安排了一个专门读书的地方，不断邀请全国最有名望的博学鸿儒，给他讲经习史，朝夕诵读，不但修学，而且修身，不但立人，而且立德，为宋仁宗这位后来的中兴之主，奠定了扎实的学问根基。
这十一年，刘娥女子当国，垂帘决事，天下大事并未因她是女流之辈而荒废，反而处置得当，政令畅通，“初，仁宗即位尚少，太后称制，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
对身边人和家里人，也都能掌握分寸，要求严格，左右近习亦少所假借，宫掖间未尝妄改作，内外赐与有节。
这十一年，刘娥权力如日中天，那些卖乖取巧的大官小吏便蜂拥而上，希望通过投其所好而从中渔利。小臣方仲弓上书，建议刘娥效仿武则天，为刘氏祖宗立庙，遭到她的怒斥，太常博士程琳敬献《武后临朝图》，暗示女子当国有先例，刘娥把图扔到地上，大声说：“吾不作此负祖宗事。”
刘娥处在权力巅峰，始终以国家前途为重，以天下太平为重，没有枉法徇私，原则问题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这是值得称道的。
然而，权力如同一个磁场，权力越大，磁性越强，磁性越强，负荷越重，有利也有弊。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不少人嘀嘀咕咕，批评太后专权，后妃干政。
她六十大寿，孝顺的宋仁宗准备率百官给她行拜寿之礼，秘阁校理范仲淹认为这是皇帝家事，不必等同国事，上书反对。
随着宋仁宗年龄的增长，要求皇太后还政于皇帝的呼声从未间断过，有的甚至给皇帝联名上书。可以说，在刘娥专心政事、辅佐少帝的这些年，朝廷上下对她的诟病与攻讦不绝如缕，而所有的指责，都是因为她的身份与性别，认为权力与身份不符，名不正而言不顺。
明道二年，刘娥感觉大限已近，便穿着天子衮衣、头戴仪天冠，在太庙行了祭祀之礼，接受了群臣赠予的“应天齐圣显功崇德慈仁保寿皇太后”尊号，随即还政于宋仁宗，实现了权力的顺利交接。
不久，她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五岁。她去世后，关于后妃干政的议论又甚嚣尘上，更有跳梁之徒告诉宋仁宗，其生母不是刘后，而是李妃，甚至说李妃不是自然死亡，而是为刘后放毒，害得心力交瘁的宋仁宗情急之下安排人刨开李妃的墓，开棺验尸，上演了一幕幕闹剧。然而，这些最后都证明是子虚乌有的。
真实的情况是，刘娥表里如一，不仅视宋仁宗如己出，待李妃也如姐妹，生前死后的礼仪，皆如一品夫人。宋仁宗了解实情后，对自己安排的开棺验尸行为悔恨不已。
刘娥受命于危急之间，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处理国事，做到了内无大忧，外无大患，又能稳妥地交接政权，作为一个女人，实属难能可贵。至于围绕着她的一些非难与争议，也不过是源于对她身份的质疑罢了，最多也是曾在非常时期采取过非常手段，相对于她为赵宋王朝所作的贡献，不过九牛一毛，实在微不足道。
武京娘的经历和刘娥的前半生真的很像，刘娥出身寒微，武京娘的出身也称不上显赫，虽然也是国公门庭，但是在世人的眼中，武京娘始终都是个商贾之女。
刘娥年少之时贫苦，武京娘在父亲死后，跟着母亲流落四方，艰辛度日，也是尝尽了人世间的苦楚。
刘娥因为自己的美貌，智慧，温婉的性格专宠于宋真宗，武京娘也是一样凭借着自己的美貌与手腕，得幸于李承乾，一样的荣宠冠于后宫，一样的越上枝头，化身凤凰。
如果历史发生改变，武京娘究竟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