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甲法等，立意虽好，执行不当，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因此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反对，要废新法，两派相争不休。
王安石刚愎自用，认为反对他的人都是俗流，是尧舜时的四凶，所有反对之言都是唱衰政府，这些大石头不铲除，国家怎么有希望？
于是大肆整肃御史，控制言论，反对者被贴上标签，下狱的下狱，流放的流放，连苏东坡都不能幸免，因在诗中感叹时事而下狱。
后来王安石倒台，旧党立刻采取了疯狂的报复，今后数十年，你方唱罢我登场，热热闹闹，将一个好好的大宋王朝折腾的病入膏肓。
其二就是发生在晚唐的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是大唐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也称“朋党之争”。
“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他们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
从表面看，牛李党争似乎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实际上两党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
两党分歧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牛党多科举出身，主张通过科举取士；李党多门荫出身，主张门荫入仕。
二是如何对待藩镇。李党主张对不听朝廷命令的藩镇用兵，以加强唐朝中央的地位；牛党则主张姑息迁就。
两党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还牵扯进个人的恩怨。两党在具体问题上各有是非，牛僧孺、李宗闵因评论时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曾遭到贬斥，而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因此双方结怨甚深，一旦大权在握，就排挤打击对方。
唐穆宗长庆年间牛僧孺做宰相时，就把李德裕排挤出朝廷。李德裕任四川节度使时，接受吐蕃将领的投降，收复了重镇维州。牛僧孺却意气用事，强令把降将和城池交还吐蕃。
而唐武宗时，李德裕做宰相，又把牛僧孺、李宗闵放逐到南方。唐武宗死后，宣宗即位，牛党成员白敏中任宰相，牛党又纷纷被重新启用，李党全遭罢斥。李德裕被赶到遥远的崖州，不久忧郁而死。
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也加深了大唐后期的统治危机，加快了大唐王朝的崩溃。
其三则是发生在明朝的党争，明末的东林党与三党，既浙齐楚三党，以至发展到后来与阉党的纷争，也给明朝这个大骆驼压上了最后一棵稻草。
东林党是源于无锡的东林书院，其开创者为当时已罢官为民的顾宪成，另外二人为邹元标以及赵.南星，其次外加高攀龙等人。
东林党在把持朝政后秉承“非我族类必有异心”的原则打压三党导致了三党与阉党的最终结合，后来阉党对东林党人的残酷镇压，则为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埋下了深深的伏笔。这场几十年间的战斗东林党人看似为国为民、大义凛然，其实与唐代的牛李党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这些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在天草四郎的眼中无疑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牛李党争将繁花似锦的大唐王朝拖入了灭亡的深渊。北宋的新旧党政，则将华夏历史上文明空前发达，经济空前繁荣的北宋弄得半死不活，结果白白便宜了女真人。明朝的党争更是将大明王朝最后的一口气折腾没了，弄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让满洲鞑子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
天草四郎很清楚，杜睿就是李承乾面前最为得宠的一个臣子，正因为杜睿得宠，所以他也可以断定，杜睿在朝中一定有很多的政敌，杜睿得到了李承乾的信任，无疑是阻碍了其他大臣的晋身之路，这对封建官僚来说，简直堪比杀父之仇。
想要整倒，干掉杜睿的也一定不在少数，只要能利用好这些人，那么想要扳倒杜睿却也不是什么难事。
所以天草四郎离开倭州之后，便急不可耐的到了长安，他要赶在杜睿回来之前，将事情准备好，等杜睿回到长安之后，就给杜睿一个迎头痛击。
就这么一直到了天色将晚的时候，天草四郎突然道：“近藤君！”
“属下在！”伴随着近藤勇的声音，房门被推开，人走了进来，“大人有何吩咐！？”
天草四郎道：“你出去打听一下，长安城有没有李义府和许敬宗这两个人！”
天草四郎熟习中国的历史，他自然知道大唐在这个时候谁才是能与他合作的人，经过了一番筛选之后，他总算是锁定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就是许敬宗，只可惜天草四郎还不知道此刻许敬宗已经因为获罪于李承乾，被贬为了庶民，至于那个李义府，他倒还当真在长安为官。
熟习大唐历史的人都知道，有唐一代，李义府，许敬宗，杨国忠，李林甫被成为四大奸臣，而李义府更是奸臣的代表，他的生活奢侈、卖.官鬻爵、杀人不眨眼，笑里藏刀这个成语就是他的最好标签。
不过，人们不知道的是，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人天生就喜欢作恶，李义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