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出惨重的伤亡。
不过即便如此，当这五百余人的刺客被制服之时，飞虎军依然付出了三十多人的伤亡，就连他的护院们都有三人惨死当场。
杜睿看着不禁也是一惊，在此前的历次征战当中，在这等兵力对比的情况下，飞虎军还不曾出现过这么大的伤亡。
紧跟着出现的一幕，更是让杜睿惊骇不已，那些被俘的刺客，在逃生无望的情况下，居然纷纷选择了切腹这种极端的手段，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看起来被那个天草四郎提前带到了这个时代的武士道，已经在这些年轻倭人的心中根深蒂固了。
武士道原本就起源于日本，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强调“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的精神。
不过历史上的武士道直到江户时代才出现，其思想借用了儒家的“忠”和“勇”，禅宗的“生死一如”等思想，并在神道思想的天皇信仰中杂糅重造而成。
武士道的渊源可以到日本的国家神道和神道教和佛教，以及孔孟之道和亚洲甚至世界各国文化。它是日本武士阶级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武士道究竟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强调“毫不留念地死，毫不顾忌地死，毫不犹豫地死”！
神道教的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
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即使“君不君”也不可“臣不臣”，尽忠是绝对的价值。中国的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尽孝才是绝对的价值。如果“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
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武士道彻底的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封建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要“死的干脆”，君要你切腹自杀你就得切腹自杀，这是日本镰仓武家时代以来的传统。
武士道也被称为‘叶隐’，是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一般人对生命执著，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他的功名利禄都是梦幻。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来义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武士标榜的是精神上的优越，就是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这是日本武士强人一等的道德律。“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叶隐”的教训真是非常残酷的武士论语。
例如佐贺锅岛藩主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西方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尝试斩首，胜茂连续斩首了九人，看第十人是强壮的年轻人，就说“已经斩够了，那家伙让他活吧，这人才免斩得救”。
武士道的本义，如日本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这是武士为“奉公人”的心里准备，说来非常残酷不人道。
令人震撼的武士道精神，在二战时期比比皆是，日本战败后，日本人集体自杀的场面随处可见，是什么促使他们宁死也不可投降呢，答案只有一个“武士道精神”。相比之下，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却出现了无数的汉奸与几百万日伪军，这也是中国当时挨打理由。
武士道相传也讲究义、仁、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但实际上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中世纪的平安时代末期，源氏家族亲兄弟，骨肉相克杀戮。又如因北条氏的策谋，功臣们也就断了命脉。日本战国时代的无情，都有血淋淋的杀戮史为佐证。有杀主君的，松永弹正久秀叛逆弑君即将军足利义辉；有杀父亲的，斋藤义龙杀其父斋藤道三；有杀兄长的，今川义元为了继承家主地位，在长兄死后，杀戮次兄以及其一切支持家臣；有杀亲子的，武田义信因为不愿背弃三国同盟，仿效他父亲当初流放祖父未遂，被武田信玄勒令自杀。日本武士的残酷不人道，比比皆是，从此也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真实面。
武士道是残忍的，但是如果被一些有心人利用起来的话，站在对立面，却又是十分可怕的，因为这种几乎被神话了的武士道精神，对一个人的控制力是十分强悍的，他可以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便成一具彻头彻尾的杀戮工具，就像眼前的这些人一样。
“看起来是不能给你时间了，不然的话，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