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不说话，还是有人敢说话。
说话者谁？御史中丞刘筠也！
刘筠懂经济、懂政事，人敢说、敢干，一上来就把别人遮遮掩掩的话撩开一层面纱。他说，其实官家内府用度并不多，已经很节省，这是天下所知的事情。如今逼得太后公示三公支出，很让大臣们惭愧！不过，既然是太后，就应该早早享福，这样艰苦朴素地为了大宋呕心沥血，俺们非常过意不去。不如干脆就遵照官家的意思，多多供奉太后，让老人家丰衣足食，也好享享清福，不再为国事操劳。岂不两全其美？
奏章一出，大家交口称赞刘中丞会说话，说得好。全都承认错误，说是自己误会太后了，如今刘中丞提出这个好办法，可行！
太后看到这封奏章，病了三天。那时候没有血压计，只是太医来看，说是上了春秋，肝火忽然烧得挺旺，气血上涌，引起头晕、目眩、四肢乏力以及睡眠不好等等，开了几付有丹参、陈皮、冰片、黄莲等物的单子，调养几日，好生休息。
王曾这几天措手不及，没想到鲁宗道一把火烧这么大，灭都灭不掉。自己也曾好言相劝大家，还不到时候，暂且忍耐时日。可是许多人都误会了王曾的意图，以为他身在中枢，又是众人的精神领袖，许多事情不好明说，只好讲些违心的话，于是纷纷表态正好咱们代劳，无干相公事。因此很多奏章都避免谈及王相公，绕开他走，想起到保护作用，更把王相公苦恼到每颗牙都疼。
一票人马高歌猛进，期待能一鼓作气取得胜利。可是他们忽视了两件事，两件要命的事。第一件，军队集体沉默，从冯拯、钱惟演到曹利用等，没有任何人出来就此事表态。这当然与他们长时间受到文官打压有关，更多的原因还是他们选择了最强势的一方；第二件，以现在赵祯母子的关系，根本就不是他们能挑唆得了的。赵祯太小，一点权力欲都没有。偏偏他是主角，主角都没想要的东西，配角们越是瞎参合越是抢戏。
回到皇宫内院，因为王曾越不说话，大内越是把这笔账算在他头上。幕后主使嘛、暗地操纵嘛，小赵祯对他的印象慢慢变得动摇起来。愤愤不平地在思考一个问题：不是都说天下姓赵么？我们家都这么节约了，他们咋还不依涅？我明明知道那些上奏章喊着要艰苦奋斗的大臣们，好多家里都很奢侈豪华啊，为啥不减他们自己？
这个问题抛给了三殿押班张景宗，老张听了呵呵笑道：“官家想得极是。只不过呢，跟老奴听说的道理有些出入。”赵祯听了很好奇，就叫张内侍说来听听。
“老奴听说啊，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其实做官家很辛苦的，老奴从小进宫，眼见太宗皇帝、先帝爷日日朝乾夕惕，耗尽心力，图的无非是个国泰民安而已。天下太平了，百姓日子好过了，就是官家最大的功劳。因此历代明君，都不已享乐为先，反而是那些亡国之君，一个赛一个的声色犬马，奢靡不思振作。不知道咱们官家是要做哪种呢？”
赵祯听了张景宗的话，回头看看挂在墙上梁丰写的那幅南唐李后主的《破阵子》，对这个老宦官肃然起敬。这时小黄门来传话，太后请官家到慈宁殿叙话。赵祯急忙整理衣冠，带着张景宗一同过去。
来到慈宁殿，原来冯拯也在。见赵祯进来，本来坐着的，急忙起身行礼。赵祯轻轻点头，先向母后大礼参拜问安，方才招呼枢相一同坐下。
刘娥在帘子背后稍微有些歪着，腰下支了个靠垫。看来这几日真是气得不轻。见赵祯进来，点点头道：“官家来得刚刚好，且听听冯相公奏事。”
原来冯拯是专门来奏报党项边事的，最近文官们的目光都定在计置司及其引发的事情上，根本没有谁留心边事。武将们可不敢大意，这几天兵部跟枢密院接到寇准的报告，赵德明小动作越来越多，今年开始在嵬山下建立嵬城，用来作为他的国都兴州的屏障。
兴州原来只是叫做怀远镇，因其地理位置比较便利，党项同中原交往贸易，所发生的大宗生意和货物都在那里中转，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大城市规模。赵德明必须保护自己已经取得的利益，加上党项贵族酷爱奢华享受，就近方便的原则，便把都城设在兴州。又觉得不太安全，必须有个卫星城市做做防卫屏障，因此建立的嵬城。
寇准眼见党项防务一点点加强，对方骑兵又凶又狠，大宋本来就外强中干，军务松弛，朝廷政策又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要过去打是肯定打不赢的，只能图然兴叹。加上党项世子赵元昊天资雄伟，谋略过人，又已收纳了党项野利部的首领野利荣仁为其臂膀，在西北呼风唤雨，隐隐然有过于其父之风。寇准印证了梁丰的说法，心中焦急，所以专门写了奏章请求朝廷警惕。
赵祯现在对边事一窍不通，还暂时不能理解其中的重要意义。刘娥又跟着赵恒做了许多年的鸵鸟，大凡便将奏事，条件反射似的先把武官提防一遍再说。况且这几日又被文官呱噪得不行，一时间还真找不到什么思路来面对此事。因此现在正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中，不知道是给钱给人支援寇准好呢，还是让他们继续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