郧阳、广襄、襄阳都属于汉水流域，广襄位于襄阳的上游，而郧阳又是广襄的上游。在这段汉水的南方不远，还有两条支流，分别是白水河和马栏河，它们都从西南流向东北，走势接近平行线：白水河途径竹山流向郧阳，马栏河途径房县、谷城（当年张献忠的蛰伏地）流到广襄附近。
明军此次出兵到底会不会到达襄阳城下，还要根据出兵后的具体情况而定，如果粮草收获颇丰，或许可以到襄阳城前耀武扬威，如果所得很有限的话，那当然还是尽早打道回府为好。而郧阳、广襄附近大致就是此次明军的主要目标。
虽然湖广一带的道路比夔州要强很多，但陆路仍然比较崎岖，明军每次袭扰清军控制区时都尽可能地利用水道。以往明军进攻郧阳的时候，郝摇旗就会以竹山而不是以房县为出发基地。竹山和房县的距离并不远，到郧阳的直线距离也相差无几，但从稍微靠西北一些的竹山出发，可以利用白水河水道，对于缺乏人力和畜力的明军来说，这条水道让他们无论是进军还是搬运物资都会方便很多；而如果进攻广襄的话，那出发基地肯定会是房县，因为可以使用马栏河。
因为此次进攻明军的兵力雄厚，所以计划两路并举，巴东刘体纯、兴山李来亨加上郝摇旗的主力从房县出发直捣广襄，而大昌袁宗第、大宁贺锦就和竹山的驻守部队一起进攻郧阳。这个计划是李来亨拿出来的，他认为这样比较稳妥，若是襄阳的清军有支援上游意图的话，他们沿着汉水而上首先会遇到较强的一支明军。这种部署有助于吓阻襄阳的清军，让上游郧阳一带的袁宗第、贺锦等人能够比较安全地行动。
不过郝摇旗认为这纯属多此一举，因为湖广的清军精锐此时还深陷西南没能返回，就是他自己一路也足以对付本地的守军，更不用说还加上其他几路明军的增援。而且这种部署还会导致把郝摇旗的部队一分为二：一部分跟着李来亨、刘体纯去打广襄；另外一部分跟着袁宗第、贺锦去打郧阳，但既然李来亨坚持，郝摇旗也不固执己见。
向周围通报邓名参与此战的消息后，袁宗第本以为几天之内就能出发，但没想到几天后收到了巴东刘体纯的急件，要求大昌的军队晚几日再出发，等他带着军队从巴东赶过来与袁宗第会师。
变故的起因仍是李来亨，他位于夔东明军的最东面，肩负着防备夷陵清军来攻的责任。本来这次出兵李来亨就不是特别积极，因为他觉得自己分心二用有些吃力。经过一番考虑后，又对郝摇旗送来的军情做了再三的审视，李来亨承认自己的计划是有些过于保守了，郝摇旗足以形成对郧阳、襄阳一带清军的优势。既然如此，李来亨认为自己还是留下来继续监视长江下游的清军为好。
此外夔东一带的明军穷怕了，所以每次出征前都要仔细权衡利弊得失，总是想用尽可能少的付出换回尽可能多的收益。李来亨觉得既然没有自己的部队清军也绝无敢于迎战的可能，那他还不如不去，少一路兵马参与就少一分消耗。这几千人马出门在外的花销也不是个小数，还不如留到将来更紧要的时候使用。
这种心理邓名能够理解。他在重庆的时候就见识过夔东明军的这种省吃俭用的习惯了。当时为了节省粮草，先派袁宗第等一部分明军去重庆建大营，大部分很晚才集结出发，打算在前哨部队把前期工作全部完成，然后再抵达城下开始攻城——以达到最大程度节约粮草的目的，但也给了谭诣以可乘之机。
李来亨决定不去了，刘体纯就带着部队去房县和郝摇旗一起扫荡广襄近郊，而袁宗第和贺锦依旧去与竹山，和另外一支郝部会师。但就在刘体纯出发前，他接到袁宗第的报告，说邓名已经到了大昌，准备参与此次作战，刘体纯就改变了计划，写信给郝摇旗让他集中房县、竹山的部队，独自去扫荡广襄，而刘体纯领兵去与袁宗第、贺锦会师，共同负责郧阳方向。
“军队的部署这样反复地修改，不会有问题吧？”邓名弄明白前因后果，对此次行军行动的前途感到有些担忧，他问袁宗第道：“郝将军的兵力是不是太薄弱了？”
“邓先生过虑了。”袁宗第倒不是很担心，他告诉邓名，此番出兵肯定以郝摇旗为主力，因为目标距离他的根据地最近：“郝将军自己大概就可以出动一万兵左右，我们三家加起来也顶多就是这个数，多半还不到。”
其他将领因为是劳师远征，所以出兵太多就会有得不偿失的风险。袁宗第为了向邓名展示军容，所以出动了三千人，其中两千五还是辅兵。不久后从巴东赶来的刘体纯倒是比袁宗第兵力雄厚些，足有三千五百人，其中一千二百战兵。
刘体纯抵达后，袁宗第不耽误时间，立刻统兵出发。近七千明军向着大宁河上游进发，很快就抵达大宁与贺锦会师。因为三太子随军，贺锦出动的兵力也比原本打算的要多，足足有四千人，不过战兵也同样是一千两百人。这样明军的规模就达到了一万之众，比袁宗第原先估计的还要强大。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邓名又一次意识到夔东明军对水路的重视。大宁的位置很接近奉节的正北面，也就是比正北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