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朝廷请罪的同时，赵国祚还派人赶去山东，急招挂浙江布政使的周培公火速返回杭州议事。
这个布政使的衔还是上次杭州和川军的谈判结束前赵国祚授予周培公的，事情圆满解决后，赵总督虽然没有过河拆桥，但也觉得周培公用处不大了，所以没有挽留他在杭州多呆，也没有进一步拉拢收买周布政使。现在火烧眉毛了，赵国祚又临阵抱佛脚地想起了邓名问题专家，而且发生在山东的事怎么看也和现在赵总督遇到的问题有些相似之处。
发出公文后，赵国祚也非常不安，生怕周培公会心怀怨恨不来杭州效力；但周培公的肚量远超赵国祚的想像，在第一时刻就通过济南的驿站系统回复杭州，称他在胶东的招安大获成功，本人会立刻动身赶回杭州为浙江总督排忧解难。
五月二十五日，得知周培公带着几个随从快马加鞭地驰入杭州大门后，忐忑不安的赵国祚和松奎都是心中一块大石落地。和当年的南京一样，赵总督下令大开总督府衙门中门，浙江百官集体出迎周大布政使，后者刚刚被山东总督祖泽溥保举为山东布政使，现在已经身兼六省布政使衔，绝对有和赵国祚分庭抗礼的身份地位了。
尽管如此，周培公依旧以下官之礼拜见总督大人，面对杭州将军松奎时也是持礼甚谨，杭州文武暗地里都啧啧称赞，认为周培公谦虚有德，乃是我大清年轻一代中的杰出人物。
在等待周培公返回的这段时间里，杭州和北京有过两次公文来往，一开始辅政大臣鳌拜显然是怒不可遏，扬言要让赵国祚和松奎一起去北疆啃老玉米，坚持要把明史案彻查到底，绝不和庄允城、朱佑明为首的袭击官差的恐怖份子集团妥协。不过在赵国祚进一步汇报浙江的险恶局面后，辅政大臣的态度也有所软化，前天送回来的第二份批复里暗示赵国祚可以先采用缓兵之计，稳住庄允城集团，待时局有变再秋后算账——就和山东对待胶东缙绅的办法一样。
“辅政大臣同意我们给绿营装备一些火器，不过限于虎蹲炮和三眼铳，不许给绿营提供鸟铳。”给周培公看过鳌拜的第二份指示后，浙江总督无奈地说道：“不过三眼铳好歹也是火器，总比没有强。”
至于同样属于绿营的总督标营，鳌拜倒是没有坚决禁止使用鸟铳，在邓名的前世，在三藩之乱前后，清廷对绿营的火器禁令也逐步放开。不过在这个世界里，在索尼、鳌拜眼中这些封疆大吏要不可靠得多，绿营这种汉人武装对清廷的威胁依旧很大，所以北京的顾虑也更多。
“问题的关键不在北京，而在成都。”认真阅读了浙江事变的各种报告后，周培公一针见血低指出：“能不能让庄允城他们接受招安，关键在于官兵能不能保证武器装备不落后乱党太多，要让庄允城他们意识到，如果不接受招安他们就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样才能迫使他们放弃围攻县城，肯坐下来和官府谈判。而要想让官兵能够和乱党对抗，无外两条路，一条就是让保国公停止出售步枪给乱党。”
现在北京或许还认为乱党使用的是鸟铳，可杭州已经察觉到他们拥有的是一种威力更大的武器，名字都搞清楚了，叫“燧发步枪”，一个看家护院的庄丁经过二到三个月的训练，就能把朝廷的猛将毙于马下。
周培公的话让赵国祚和松奎连连点头，真不愧是邓名问题专家，才进城一个时辰，对策就和杭州研究了一个月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不过随机浙江总督和杭州将军就开始摇头了，要是事情这么好办就简单了，邓名派来的那个领事态度很强硬，说什么也不同意停止对庄允城集团的军火销售。
“这条路恐怕走不通，那另一条呢？”赵国祚问道，听到周培公的话后，他意识到对方除了这个不太可能成功的方案甲外，还有一个备用的方案乙——周布政使的智力之高简直是傲视天下。
“那就是我们也向保国公购买步枪，用来装备绿营，现在朝廷已经同意我们生产虎蹲炮，只要官兵也大量装备步枪和虎蹲炮，庄允城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了，他就得坐下来和我们讨论招安的条件。”周培公胸有成竹地说道，见赵国祚和松奎都面露难色，周培公就把话挑明：“如果不能招安庄允城，或者说不能用一个合理的条款招安庄允城一伙儿，总督大人和将军大人就得被朝廷治罪，被流放宁古塔。然后朝廷就要换人来浙江，可新来的人就能解决问题吗？就能做得比总督大人和将军大人更好吗？明显还是不行！最后他们的解决办法肯定也是向保国公购买步枪，然后招安庄允城，迟早朝廷也会同意。对朝廷来说，这并没有丝毫不同，反倒拖延了问题解决的时间，而且还导致总督大人和将军大人蒙冤。”
赵国祚和松奎当然不会认为其他人在这个难题面前会比自己有更好的表现，周培公说得很有道理，要是后来的人最后也是用这种办法来解决麻烦的，那他们被流放宁古塔确实太冤枉了——与其自己倒霉让后来人卖国，那还不如自己来卖，趁早卖还能替国家多保存一些元气嘛。
这个理由可以很好地解除松奎作为满州太君、赵国祚作为汉八旗干儿子的心理负担，不过朝廷还是绕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