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被劫后，林启龙对朝廷声称他要戴罪立功，赖在扬州不肯回淮安，与瓜州附近的明军对峙了两个月。这件事传出去后，山西、山东、河南的地方官都对林启龙喊打喊杀，认为必须要严惩不贷。不过两湖、两江的官府却都替林启龙说话，称愿意分摊责任，认为林启龙几次三番在明军的威胁下保证了漕运畅通，是个很了不起的能臣。
浙江方面也替林启龙说情，认为朝廷应该给这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臣子更多的机会，何况确实如湖广和两江所说，林启龙面对的战略形势实在是太险恶了，川陕方面起不到牵制的作用，让邓名一次次发起东征。要是不顾林启龙以前数次拼死掩护漕运安全的功劳，仅仅因为这一次失误就严惩他，未免太让功臣寒心了。
被浙江点名批评的四川居然也没有推卸责任，高明瞻代表奋战在重庆前线的全体将士替漕运总督求情。高明瞻称邓名是大清开国以来遇到的最危险的敌人，将士们豁出性命和他苦战，依然败多胜少。林启龙手中无兵无将，居然四次中有三次挡住了川军，抢救出了漕运，如果罢免了林启龙，谁还敢来干这个差事呢，更不用说把他处死了！重庆前线的几万官兵罕见地发扬风格，表示他们认为浙江说得对，愿意和长江战线上的同仁们分担责任。
陕西方面则沉默不语，既没有和长江沿线一起支持林启龙，也没有和其他北方省份一样破口大骂，最后陕西方面还嘀咕了一声：林启龙救回过先帝的遗体，暗示他们更倾向于长江沿线的意见。
北京方面也觉得现在确实不是追究林启龙的好时机，若是放在几年前，处置了也就处置了，但这几年先后有二十万清军被川军消灭，北京的底气也不那么足了。而且这次接到警报后，北京和山东都一致同意按兵不动，如果说贻误战机的话，北京同样是有责任的。
而此时山东又爆发了新的争吵，遏必隆思来想去，觉得去长江边上追邓名的意义不大，虽然失去了漕运，但林启龙称明军久攻瓜州不克，士气已堕。如果明军连瓜州都拿不下的话，遏必隆觉得邓名也未必就能拿下江宁。清军主力去长江上与水师优势的明军作战确实有些风险，还不如经过河南攻击汉水流域，或是进入陕西再去四川，把邓名的老巢端掉。
不过杰书却受够了李国英对邓名水面优势的吹捧，一心要前去江南，痛痛快快地打上一仗。杰书和遏必隆两人询问李国英的时候，川陕总督却不肯支持任何一方的意见：先前是李国英说漕运丢失就意味着江南失控，但现在漕运真丢了，李国英还是鼓不起勇气，到江边和邓名决战，上次万县失利给他的教训太深刻了；至于遏必隆深入四川直捣成都的计划，李国英也哼哼哈哈地不想同意，但他又不敢说天下无敌的八旗到了四川也是没戏，所以就拼命强调辎重的运输问题。
见山东的清军不动，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邓名也没有轻率行动，唯恐自己前脚走清军后脚南下，一下子让东南变天。有人建议邓名用上次对付顺治的办法来对付杰书，那就是先行退兵，若是山东清军侵入江南，明军再回师。可上次顺治的兵力比较少，而且一出直隶就受到江南的密切关注，还没等禁旅八旗到达山东，江南官府就已经知道顺治的底细了。邓名全速返回扬州后，顺治距离山东南部的边境还远着呢；而现在清军已经在山东境内了，邓名要是退兵，就会失去以逸待劳的优势。
“现在湖广、两江肯购买我们的债券，就是因为他们内心里认为我们可以与清廷主力一战了，如果他们选择做我们的盟友的话，他们可以指望得到我们的保护。”虽然邓名认为这有让东南督抚占便宜的嫌疑，但最后还是下定决心和清军进行一场交战，如果取胜了，那整个南方的形势很可能就此扭转过来了。
“不需要大捷，只要小胜一仗就可以，向南方显示我军的力量，揭露清廷的软弱无能，”邓名对盟友和部下们说道：“只要我们能挡住杰书，迫使他回师就够了。从此以后，东南就不是清廷所有。”
下定决心后，邓名就派出大量细作收集清军的情报，准备和伏击顺治一样在扬州府周围选择一个地点伏击南征的清军——如果他们真的赶来江南的话。
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北京，见邓名迟迟不肯离开瓜州，就命令山东部队南征，不管以后怎么样，重新打通运河再说。这次漕运被劫后，北京对周培公的剿邓能力感到更加不放心了，以前北京认为东南就像是崇祯年的中国北方，每次遇到敌人主力只能坚守城池，然后尾随以限制对方的行动。
而北京注意到邓名一直无力攻克任何一个大型城市，甚至对中小城市都没有什么办法，只有九江是个偶然现象。既然如此，北京认为邓名的历次东征收获其实有限，毕竟洗劫农村的效率很低，不像城市财富那样集中。所以北京认为，李国英声称川西明军从东征中获得了惊人的缴获有很严重的夸大，多半也是为了推卸责任——当年清军能够一次次满载而归，也是依靠清军有攻破城市的能力。
北京本想若是邓名像往常一样退兵了，就让遏必隆带一万精兵到扬州去看看，掌握江南布防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