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焴给邓名讲的理论，是古往今来颠扑不破的那套深根固本之法：“崇祯十四年，平章建议闯王经营河洛以取天下，在平章的协助下，皇上理河道、驻官吏、抚流民，本欲串联河洛、荆襄以为根本。但孙传庭三次进入河南屠戮百姓，等开封的洪水过后更是毁得彻底，两年辛苦皆成泡影。无奈之下，下只得留袁将军偏师去襄阳，主力退往陕西。放弃西安以前，平章和老夫分手时，曾痛恨不已地自责说误了皇上的大事，开封大水后应该全体下荆州搜罗船只，顺流而下克武昌，直取南京为根本的，从一开始就不该建议皇上来陕西这个贫瘠的地方。至于北京大败后，让袁将军放弃湖广回师北方，更是错上加错。”
进入陕西后，李自成和牛金星几乎是一刻不耽搁地全力恢复生产，每到一个地方就向难民宣传三年免征的政策，连最偏僻的深山老林也不放过。当年就有大批的流民返乡。榆林战役一边进行的时候，顺军还在一边修整明廷已经二十年没有修整过的陕西水利。东征开始后，西安委派的地方官也都竭尽全力地恢复生产。顺军所到之处，逃难到山中的百姓扶老携幼回乡生产，以致陕西、山西的缙绅都说闯军到了以后海清晏平，十数年寸步难行的道路上，突然流民一下子都消失不见；抛荒十余年的陕西、山西的土地，在永昌元年被大量地耕种出来。当时李自成尚未遭遇北京之败，西北士人大都认为这昭显了大顺的新朝气象。
正因为如此，牛金星、巩焴都认为他们已经在内政上做得相当出色了，即使再努力，也不可能帮助李自成在几个月内就获得对抗满清全部压力的国力。所以牛金星自然而然地从最初的战略开始反思。不过这个战略邓名听得有点耳熟，仔细一琢磨好像和他前世洪秀全的那套说法有点类似。
“平章当时叹气连连，称他总觉得陕西出精兵，有了精兵何愁拿不下粮仓？只因为思虑不周以致铸成大错。”
听到这里邓名终于确定无疑，牛金星因为入陕西的路线失败，所以琢磨出了一条类似洪秀全的路线。巧的是，好像很多人都认为洪秀全的错误就在于只取东南财富，而没有北上陕西获取西北的精兵。
邓名想安慰巩焴一番，就说道：“就是当时直下江南，也未必就一定能成功。”
“国公说得不错。”出乎邓名意料的是，巩焴立刻表示赞同：“这十几年来，老夫在陕西反复思量，觉得平章的策略依旧有很大的问题。南京坚城难下，就算侥幸得手，主力也会被牢牢钉在城里——因为总不能再把这座城市还给明廷吧？全军沿着长江一字排开，处处都要分兵留守，攻取周围的浙江、湖广都未必拿得出多少人马来，很可能陷入拉锯苦战，四面受敌。唯一的好处或许就是能够切断漕运。可是看看郑家的实力，明廷改成海运，郑家还是所得不多。”
要是明军采用曾经在河南使用的办法，深入闯营统治区烧杀抢掠，那闯营是不是能在东南建立一个比陕西稳固的根基也很难说。巩焴甚至认为，明军会变得更有进攻的欲望：“秦、晋之兵对攻入河南并不是特别有兴趣，就是因为河南太穷。皇上和平章经营两年，勉强结束了河南遍地流民的景象，官兵来了，除了抓百姓熬油，也没有什么可抢的。但如果皇上在南京周围建立基业，四面八方的官兵势必蜂拥而来，就是前面的人屡战屡败，恐怕也打消不了后面的人来抢掠一番的欲望，把东南打成一片白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那巩老先生现在的看法是什么？”
“孙可望的办法其实很好，”原来巩焴认为孙可望这条路才是正确的坦途：“云贵后顾无忧，地形险要，进可攻、退可守，一步一个脚印地打出去，才是正途。当初皇上要是先来这里就好了。”
至于邓名的川西，巩焴认为也不错，和滇黔有相似之处：“皇上才入西安，就设防御、守道之职，专门管理追赃、授田、治水、三年免征，与在河南时做的一样；国公在成都这里也是治水、授田、轻税，取湖广之财辅助难民。可惜皇上没有国公这么多钱，更没有三年的时间。可见这个办法是要看地方的，能用在川滇黔，不能用在陕西、河南，不是距敌太近，就是有人掘河。国公能意识到培养根本的重要，就很了不起了。将来川西经营好了，对国公来说，就会是汉太祖的关中，汉光武的河内。”
巩焴的话让邓名感到一丝不安。因为他突然想起吴三桂也是据滇黔争天下，最后同样是因为经济不堪持久而垮台。可见若是没有郑成功、张煌言在东南牵制清军，仅靠西南还是很危险的。
这个教训邓名当然无法对巩焴说明，不过他心里也暗暗打定了主意：“事不宜迟，我需要赶快和延平郡王联络。他已经拿下台湾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要去打吕宋？如果要打吕宋就应该赶快，看看我是不是也能帮上什么忙；要是暂时不打，就要设法重返福建，或是帮助张煌言在浙江大陆上取得一个根基——虽然现在湖广、东南的形势以及长江的航运情况，和吴三桂起兵时不完全相同，但给清廷多加一个牵制总是有备无患的事。还有山东，实在不行我们就掏腰包弥补上亏空，赶紧出兵，别让清廷把于七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