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登州府。
“魏冬瓜，今儿你把大伙儿喊来有什么事吗？”
围拢在一起的镇民们大声嚷嚷着。
最近胶东地区的人心一直浮躁不安，到处都有流言说明军又要打回山东来了，在十八年后，山东这片土地终于又要换成赤色旗帜了。
这种骚动当然有舟山明军的原因。抵达江南前，任堂等人一直在浙江和山东之间摇摆不定，没有确定最后的攻击目标，而且在对浙江发起进攻后，川军也还惦念着要在浙江取得战果后转战山东。所以张煌言未雨绸缪，已经把一些逃去舟山的山东人派回老家，让他们散布消息，给那些暗中支持明军的缙绅通风报信。
至于山东的府县，进入四月后也是风声鹤唳，那时川军刚刚抵达长江口，到处都有传言说明军人数超过十万，兵锋直指山东，并打算以山东为跳板直扑北京——这种说法清廷并不太相信，因为北京方面普遍认为川军能够反复沿着长江流窜就是因为他们的水师优势，却没有和清廷精锐在北方平原交战的能力。
山东方面当然也知道“南舟北马”的道理，不过事关山东各级官员的乌纱帽和性命，他们依旧高度紧张，北京方面为了安全起见也向济南派出了一些援兵。直到五月，大战在浙江打响之后，山东方面的警报依旧没有解除，北京的不少人也都担心川军会在浙江进行大扩军，然后围攻南京或是北伐山东。
不过最近一个月来，风声渐渐平息了，因为舟山方面清楚川军不会继续向山东发动进攻，所以派来侦查的小分队纷纷返回了舟山，而那些和张煌言有联系的山东缙绅也都收到消息，张尚书要他们立刻停止一切准备工作，不要露出破绽，或是被山东官府察觉到他们的行动。
山东的官府消息比较灵通，在江宁、苏州等地再次纷纷向北京告急时，也知道川军大概是要回去了。济南等地的清廷官员纷纷长出一口气，弹冠相庆之余，纷纷上书弹劾东南的同僚。以前北方各省对两江、湖广就是口诛笔伐，现在又加上了浙江——北京方面也有心用这些奏章来威胁东南，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处于戴罪立功的状态。
高邮湖一战后，对东南督抚的弹劾攻击达到了顶峰，当时北方督抚们把东南的几位总督、巡抚骂了个死有余辜。但等“康熙”案的风声传出后，北方督抚们感觉这里面的水很深，太皇太后、辅政大臣、亲王贝勒好像卷进去的不少，于是就集体收声，谁也不想在摸不清状况的时候稀里糊涂地得罪了人。但一年多下来，这桩大案依旧是云山雾罩，辅政大臣们死不认账。现在高邮湖之战已经成了满清官场的大忌，除了亲王们，谁也不会在公开场合提起先皇败死的谜团。
此时北京和济南方面也都知道川军大概是要退兵了，山东的缙绅就算没有来自舟山的关系，也或多或少从亲朋那里知道：这次明军的破口入寇大概又快要被两江、浙江和湖广的清军击退了。虽然清廷已经在考虑川军退走后的善后问题了，但底层百姓对此依旧一无所知。在没有发达媒体的情况下，情报从社会顶层扩散到底层需要很长的时间。正因为有这个滞后期，所以在明军退兵的同时，山东乡村里关于明军北伐的流言却刚刚达到了最高峰。
今天把众人召集来的魏冬瓜表情严肃：“今天把弟兄们喊来，是于总爷有事。”
魏冬瓜口中的于总爷，就是栖霞县把总于七。
顺治初年，于七在山东组织义军抵抗清军，顺治六年接受了清廷招抚，成为栖霞县的把总。虽然于七只是一个把总，但接受招安后成为一方富豪，于家在栖霞县建立的庄园规模之大号称山东之最。在庄园里，于七还接纳容留了数百位绿林好汉，资助各路黑道开设武馆，以致势力遍布整个胶东。
去年，也就是顺治十八年十月，于七的兄弟于九、于十，因赌博琐事殴打莱阳缙绅宋彝秉，此人乃是清廷前兵部侍郎之子，还有一个叔叔是山东当任按察使。可于氏兄弟却没把宋彝秉放在眼里。于氏兄弟赌博出千不说，还狠狠地打了自己一顿，宋彝秉怒不可遏，但身为侍郎之子，按察使之侄，却拿于家兄弟无可奈何。就连宋彝秉的叔叔也劝他息事宁人，不要和山东一霸于七的弟弟过不去。
满腹怨恨却无处发泄的宋彝秉，为此竟然告上北京，让他父亲的故旧替他送告发信入朝，称于七图谋不轨，而他那个当按察使的叔叔也私通于七，意图一同作乱。当时刚逢重庆清军惨败，五万川军顺流而下，北京方面焦头烂额无暇分神，这桩案子也就此压了下来。
虽然没有立刻处置此事，但北京方面过问此案的官员还是选择相信了宋彝秉的检举——他大义灭亲，把叔叔都拖进案中，这不由得人不信。而且于七在山东的实力强大，顺治六年招安了于七和他的几万义军后，清廷的力量一直在南方和明军作战，也就忘记了要剪除他的羽翼了。这次看到宋彝秉的检举后，北京发现于七确实是个隐患，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图谋不轨，但他确实有威胁山东稳定的实力。
在山东风声鹤唳的时候，北京对于七的处理就和管效忠当年对付马逢知的故伎一样，没有过于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