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老老实实地呆在营里，严格执行各项封锁制度，逃亡来明军这边的人数量不断下降；而任堂和穆谭也可以继续他们的运输大业，全心全意地把更多男丁送上船。现在明军完全控制的江面，已经不需要再考虑安全问题，因此任堂就把俘虏都编队排号，一旦有船只返回立刻登船，满员就驶离，让效率达到最高。
看着又是满满一船人驶离明军的码头，任堂对身边的穆谭叹道：“这几万人回去，应该对粮价有所帮助了吧。”
成都大片的无主荒地使得百姓只要想拥有一片土地就可以，除了少量的老板和特别精通手艺的人外，大部分工人即使在商行打工也只是农闲时的副业，或是为了攒钱储备种子和农具以便去开荒——至少现在成都的观念还没有多大改变，几乎每个人都盼望能有一块属于他自己，将来可以留给子孙们的土地。如果不是邓名不允许囤积荒地并在去年规定了注册但是继续抛荒土地的罚款规则，有不好商人都想在经商的同时储备一些荒地——反正以前是十亩一百元，他们完全承担得起；除了这些商人外，完全没有心思去当农民的就是那些商行里的顶梁柱，这些师傅手艺好、薪水高，所以没兴趣去干土里刨食的工作。
而大量自耕农的出现，就导致粮食储备急剧增加，去年成都自生加上邓名从江南运回来的大量物质，就让官府和大部分农户都有了两年的存粮。今天麦收后，大批单身汉都发现他们二十亩的出产够他们敞开胃口自己吃上几年的，官府也没有收购太多粮食的**。不过那时距离邓名规定纳农税的时间（九月）还远，所以农民就都把粮食储存起来，如果有不太离谱的收购价，他们也会酌情出售一些。
现在距离九月越来越近，任堂、穆谭这种有见识的高级官员，都可以猜到收稻后的粮价波动，又是大批新粮入库，而大家又急需欠条来纳税，传统的谷贱伤农问题就又会出现。其实早在五月的时候，熊兰和刘晋戈就和邓名说过此事，因为邓名已经不再要求熊兰维持粮价，所以到底会跌倒什么地步去谁心里也没有把握，而刘晋戈甚至询问邓名，若是粮价低迷得完全没法看的话，是不是可以部分采用实物征税？
不过邓名不同意，因为一旦恢复实物收税，欠条的信用就会收影响，他宁可到时候头痛医痛地想办法，也不愿意承受发生货币危机的风险。邓名觉得现在成都农民生活水平还不错，就散粮价低也不必担心吃不饱，完税后大概依然是粮食多得一个单身汉发愁如何吃光的问题，而且过惯了苦日子的农民肯定会有储备余粮的行动，不会发生集体抛售粮食的状况；而且邓名还指出，如果农民觉得出售粮食太赔，他们可以先去打份零工，通过类似预支工资的手段来筹集九月的保护费。
以任堂想来，这批俘虏送回成都和叙州后，肯定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等于是雇佣他们的老板出钱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缓解一下成都的粮价压力。
“现在可能是好一些，不过说不定是饮毒药止渴啊。”穆谭却有不同的看法。
“饮鸩止渴。”任堂纠正道。
“嗯，就是这个意思。”在工厂做工的人不生产粮食，但现在积极进厂的除了女同秀才——这是出于减免聘金的目的，就是大批刚到成都的新移民。新移民抵达成都时有可能已经误了农时，身无长物也买不起任何生产工具，所以他们就先在厂子里做工，同时侦查周围的土地、河流，暗暗琢磨好自己要在哪里安家，等到了合适的的月份就辞工，倾其所有购置农具去开荒。
以前无论是从湖广来的，还是贵州人、云南人，基本就是这个套路，而工厂里的工人空缺也总是由新来的人填补。在穆谭看来，这些陕西和山西人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去年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拥有一点技术的工人很快就会开始离开，新人填上他们的岗位，然后花一年的时间教给他们手艺，等到明年他们一样还在秋收后趁着粮价便宜购买上半年的存粮和种子，开始经营他们的自己的土地。
“今年是混过去了，但是明年就会有更多的土地，更多卖不出的粮食；今年这批人就又会离开，然后去开垦出更多的土地来。”
穆谭并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任堂同样不知道，传统上应该劝农桑，但现在成都的情况相当反常，穆谭觉得可能就和刘晋戈说的一样，只有等成都拥有了几百万劳力粮价才能稳定下来而不会想现在这样大起大落——也就是等一**移民把所有更低都占满了，才能趋向稳定，随着人口增加就会再次回归传统的精耕细作——而那怎么也是几十、上百年以后了，而川西政府则会继续在这粮价的颠簸中上下起伏。
“为了消耗粮食，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工人，要给光棍们说亲让他们家里多张嘴吃饭。”现在成都和叙州的普遍看法就是如果不恢复实物纳税、不抛弃欠条制度的话（也不能考虑用银子替代，那个可能更糟，甚至无法靠大量印刷来缓解危机），那必须要以越来越快的频率发动战争，以推迟粮价崩溃，农民无法承担赋税的那一刻的到来。
这个理论模式中央银行行长熊兰和税务局局长秦修采去年联合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