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成都的权利分配依旧很混乱，邓名没有在成都进行长期停留的时间，每次都是搭建一个框架就急急忙忙出征，而且总是一去就数个月不归，这导致成都各派都有争夺权力的空间和机会。
对邓名来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川军不进攻就是等死，每次暂停进攻都是往毁灭的悬崖边迈了一大步。因此邓名不可能考虑留下监督、指导成都的发展，再说对外掠夺对发展成都也有极大的益处，迄今为止邓名从李国英手中捞到的东西最少，但就是那几百、上千头牛，四川自己就是闷头鼓捣几年也别想鼓捣出来。
虽然上次离开成都前邓名组建了税务局，并把税收工作从知府衙门转移到了税务衙门，但在邓名离开时还没有尽数完成。等邓名越过武昌向下游进发后，刘晋戈也就停止向税务局移交权利，即使在邓名的框架上后者都是知府衙门的下属机构，对此自然也是无可奈何。
邓名对川盐很重视，因此刘晋戈对此也很重视，他因为精力问题不能插手各个行业，之前把管不过来的行业大都移交给了秦修彩，但盐业利润又高，又是邓名的重点扶持项目，刘知府当然牢牢握在手中不肯松手，盐税问题刘晋戈一向是亲自过问的，就连税款都是直接上缴给知府衙门而不是通过税务局。
成都的大部分人对此也视为理所当然，其中包括税务局长秦修彩在内。
税款直接上缴给知府衙门才是传统，而税务局这个中间结构反倒是新兴事物，当初邓名建立这个机构的理由也是为了帮助刘晋戈分忧——成都官员也都接受了这个说法。既然是帮忙的，那换言之就是帮刘晋戈处理他不想受的累，而刘知府很愿意亲历亲为的事情税务局自然管不着。
有知府衙门撑腰，卢欢对朴烦这个税务局副局长没有一点儿畏惧心理，还不依不饶地对税务副局长说道：“若是税务局能退还我们的税，让川盐的盈利维持在每百斤百元，代售的淮盐每百斤五十元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接受朴局长的定价。”
朴烦当然做不到，盐税是邓名定下的，就连刘晋戈都未必能修改，再说税也不是税务局收的，他去哪里给盐商退税？
见朴烦不说话后，卢欢又冲着于佑明说道：“如果我们在武昌每收一元工业银行的凭据，工业银行都按照三倍的价格在成都补偿我们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接受。”
于佑明当然也答应不了，其实就算于佑明答应，卢欢的考虑结果多半还是不接受，因为就算成都工业银行给三倍兑换率，对盐商来说不过是没有吃亏而已。但现在武昌欠条紧缺，这三分之一需要欠条的盐可以溢价卖出。现在盐商的惯常做法是，按照成都知府衙门的意思，让武昌用知府衙门指定的物资来交换，其中甚至还包括人口——虽然邓名走之前曾指示刘晋戈要找机会获得工匠，将来有可能的话要设法输入火药和青铜，但鉴于成都男多女少的严峻形势，刘晋戈已经把邓名的政策修改为输入未婚女子为优先。
除了背靠知府衙门这靠山外，卢欢还隐隐觉得自己是比于佑明和朴烦更高等的国民，他和其他盐商都是刘曜的辅兵，不管他们辅兵在军中的地位多么低微，卢欢他们依旧是川军本土派，是成都最早的势力。盐商雇佣的人手中，也是以本土派为主，尤其是曾经在刘曜、杨有才手下服过役的人，更是深得卢欢等人的青睐，从绵竹、江油、剑阁等地驻军中退役的人，虽然距离稍远但也属于卢欢划分中的最高等人。邓名手下的五大将中，卢欢他们最喜欢的是李星汉，认为他是本土派的人；虽然刘曜、杨有才以及他们的心腹神神秘秘地不肯透露清楚，但卢欢他们都听说过不少关于拥立的传言，那就是刘曜、杨有才、李星汉这些本土派曾经抱团拥立过少蜀王邓提督。
其次就是虁东军，虽然这帮贼名还没有洗清，但他们也算是四川人，因此在卢欢这批人眼中，周开荒是邓名五大将第二顺眼的。现任成都知府刘晋戈出身和周开荒差不多，而且这位刘知府听说也曾跟着邓提督在东川府征战，还为保护邓提督受过伤，因此卢欢对他也是很尊敬的。
再次就是建昌那批人，西贼是川军的敌人，现在虽然迷途知返向少蜀王输诚，但显然不能和嫡系川军相比，而且卢欢他们认为这些西营的忠诚依旧可疑，这从西营出身的五虎之一赵天霸身上也可以找到迹象，比如他就不肯追随邓提督东川和昆明——卢欢他们既分不清建昌西军和赵天霸的关系，也不知道赵天霸去不了东川府的真正理由。
而于佑明这种明显是从外地逃难进川的蛮子，虽然是明军嫡系而不是什么贼，但在卢欢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和西营基本持平。按说朴烦也是四川人，应该能被划分进本土明军嫡系，可不幸的是他的熊兰的手下，熊兰反复叛变的事情在成都已经传开了，因此在本土派眼中，熊兰一伙儿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和西贼看齐去了。
本土嫡系的出身，还得到邓名的大力扶持，这次明军甚至会为川盐盐商的利益而改变战略，这让卢欢、叶天明他们高人一等的心理变得越来越强烈。正是因为心态的改变，本来他们这些辅兵一说起曾经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战兵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