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在震惊之后，也会意识到邓名实际是在利用北京的力量威胁南方的地方官：“等朝廷明白过来以后，不但会大事化小，说不定还会修改失土即死罪的律法。制定这律法的本意是为了对付永历的，他们专注于夺取土地，朝廷也必须针锋相对；而邓名和永历完全不同，善于取巧，那办法自然也就需要变一变。”
如果北京的政策变得灵活，张长庚觉得自己的手脚也就不再被绑得严严实实了，如果武昌不再是张长庚的死穴，那他认为自己对邓名也就有了更多的底气，可以换一副腔调说话了。
“下官明白了。”周培公一点就透：“那下官这就去做准备，去江宁帮助将巡抚。”
“好，不过这事终归还要朝廷点头，等朝廷下令让湖广派出援兵协剿，你就该动身出发了。”
“遵命。”
周培公恭敬地告辞退下，湖广总督却没有立刻离开座椅，而是默默地坐在那里想着自己的心事。自从出仕清朝以来，张长庚从来都本份地替朝廷效力，老老实实地给皇帝打工，除了自己该得的那一份例钱外从来没有更多的非份之想。直到部下谋杀胡全才的那一天之前，张长庚从来没有动过从朝廷手中抢夺权利的念头，那天他本来也是打算继续服从胡全才的命令、听天由命的。
可在那天之后，张长庚的仕途就变得与之前完全不同了，清廷长时间的无暇西顾，这一年来湖广总督衙门可谓一手遮天，张成功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插亲信、培植党羽，虽然常常处于邓名的军事压力下，当他却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权利。
而邓名的行动同样让张长庚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即使是狡诈勇猛如邓名，也需要客客气气地和自己讨价还价。邓名越是节制地使用武力和威胁，张长庚就越能感到对方对自己掌握的权利的需要和依赖，这种感觉与日俱增，但在蒋国柱送来书信前却没有觉醒。
当看到蒋国柱的书信后，张长庚才猛醒过来，湖广总督衙门的权利已经不完全属于清廷所有，而正在变成他的私有财产，不但邓名依赖他，代理两江总督的蒋国柱同样有求于这股权利。甚至北京的清廷，也会需要张长庚的权利——他不再是单纯的清廷在湖广皇权的代理人。
“天下久分必合、久合必分，我熟读史书，按理说皇明混一海宇三百年，后面该有个多则二百年、少则百年的诸侯割据才对啊，大清这么快就一统海内了，这明明不合道理嘛。”张长庚可以看到衙门前的肃立的士兵，在胡全才时代，若是巡按求见，总督也无法拒不相见；不用说巡抚这样的高官，就是知府的任免也不是胡全才说了算，而是朝廷的授意。但最近这半年来，巡按再也没有在张长庚面前说三道四的资格，湖广总督的任命朝廷一概背书，周培公就是最好的例子，一个武昌知府的任命朝廷二话不说就同意了，现在就是张长庚想保举他当湖北巡抚，想必朝廷也不会反对。
不过六个月独断专行的时间还是太短了，张长庚被自己刚刚生出的念头吓醒了：“我在胡思乱想什么？朝廷管不过来是因为郑成功大闹江宁，现在达素已经带着重兵去剿灭闽贼了，大将军手下可是有好几万绿营精锐的，还有近旅八旗，我要是不安分，他从福建回来，一下子就能把我给平了。”
恋恋不舍地收起刚才的幻想，张长庚又开始斟酌应付朝廷的对策，整个战略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联合两江总督衙门和漕运总督衙门，能瞒就瞒，瞒不住就搞法不责众，反正自己没有向明军倒戈，大节是没有亏的，委曲求全都是不得已。
……
才回到知府衙门，卫兵就报告有一位四川来人求见。
“于佑明，成都工业银行行长。”周培公念了一遍名刺，他听说这个人手中有邓名留在武昌的负责人的荐书，就让卫兵把来人带到花厅用茶。整理了一下官服后，周培公就来到花厅会客。
“于行长。”周培公言语非常客气，他根本不知道银行是什么意思，也不懂得行长是什么官衔。
“见过周知府。”于佑明也一丝不苟地行礼，上次邓名组建常备军的时候，于佑明没能入选。对于这些不符合常备军要求的浙军军头，邓名都给了退伍将官待遇，也就是同举人的津贴，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预备役军官的身份，据邓名说以后会有大用。
但这次征召部队出征江南时，于佑明这些预备役军官也不再征召之列，带走的都是常备军的军官。于佑明等人依旧没有任何具体工作，他拿着津贴无所事事，除了锻炼身体就是在熊兰下班后找他聊天——之前和刘晋戈的冲突倒是让于佑明和熊兰结下了一些战斗友谊。
川盐生意对成都的经济无异于一针兴奋剂，带动了工具制造业和银行业的发展，于佑明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本来就闲得无聊，见银行业红火，就和其他一些同样清闲的人合伙办了个银行。
“我是在安庆时追随提督的，蒙提督不弃，受命执掌一军，到了成都后卸下军职，然后就当上了这个行长。”于佑明挑挑拣拣地对周培公叙述了一番自己的经历。
“唔。”周培公心中对来人的身份已经有了大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