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朗写了一篇策子，不是寄于中书，而是寄于报纸。
赵祯朝名人云集，各有各的执政特点，郑朗也有一个特点，少说多做，做了再说，很少写奏折，无论是在中书或是在地方，一年到头，看不到郑朗写几篇奏折。除非所行策略超过他管辖范围，或者容易引起争议，才上一奏释疑。
报纸还是一家报纸，郑朗想扩大规模，不过怕麻烦，没有作声，因为文人撰写文章多，旬刊改成五天一刊，发行量颇高，最多时一版发行量接近十万份，少者两三万份，连赵祯对报纸也十分看重，将它当成朝廷舆论的咽喉，偶尔兴起，写几篇文章刊于报纸，表达自己的意思。但因交通因素，影响面还是各大重要城镇，到了南方，运输过来的报纸很少了。衡州仅几十份，要么广州与桂州，当邸报购回来阅读的。不过在北方与东南，报纸影响力日增。
郑朗写的策子非是奏折，而是引起全国百姓的反思，因此寄给了报纸。
劈头就是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然后再写南方落后的情况。
再写到程戡去四川一事，程戡去四川是对的，王全斌消灭后蜀时某些手段做得不好，所以朝廷一直想弥补过来。这些年四川大治，固然是四川百姓勤劳，自古就是富饶场所，也与朝廷仔细经营有关。朝廷所做所为是对的，四川不比东南，没有好的交通，将物资运向京师，能运，运费太高，不值。但不管值与不值，四川乃是宋朝土地，也要细心治理。可是南方不是朝廷领地吗？
自宋立国以来。重视内治，全国技术在飞跃，百姓在变好，但是从湘水往西的广大地域呢？不是变好。相反的，更加落后，某些地方连唐朝都不如，恢复到汉朝，甚至春秋远古的时局。为何？朝廷不欲生事，让各大蛮酋自己经营，甚至花钱买安。有没有做好。没有。蛮酋为了自己敛财，更加地禁锢百姓，愚化百姓，才造成如今落后的局面。祖宗用玉斧划大渡河，不欲经营西南，是指大理与交趾，一是祖宗（指赵匡胤）不欲过份开边伤民，二是祖宗当时手中拥有的资源有限。可不是指连荆湖南路、夔州路与岭南也不经营。同样的身为大宋子民，看到他们生活如此，于心何忍？
古代喜将犯罪官员迁于岭南。是乃时局因素，生产落后，唐朝还是如此，但唐朝还有部曲奴婢等落后的事物，宋朝有没有了？不能再抱以古代思想，动辄将不好的官员流放岭南，使岭南官场一片黑暗。实际朝廷对南方一直不管不问，也不想重敛此地百姓，可落实下去，因为这些贪官污吏。百姓生活压力依然沉重。难道南方百姓在这个王土之内，非得低人一等？
最后便写了一件事，南北之争。
南唐李煜生活糜烂，一群大臣附庸之，赵匡胤看到后说了一句，北臣纯朴。南臣狡猾，寇准也说过类似的话。其实当真如此，东晋谢安之流能用狡猾来形容，朝堂有无数出身南方的名臣，他们全部是狡猾的大臣？既然宋朝混一天下，能不能继续持此言论，让南方百姓与臣子产生自卑的心理？不包容如何治之，不给之如何取之？一方面耻笑南方百姓轻猾，一方面又从江淮两浙敛取朝廷最大的税务，不解也！
这篇策子着重写的是让朝廷不要对南方持偏见，包括岭南。实际意义远不止如此，后来党争时，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指着王安石痛斥，你们是南方的派系，狡猾轻浮，不服气，这是太祖说的话！发展到最后，形成朔党、洛党、新党与蜀党。
提前给这些区域性的党争下一个结论，都是不对的。
但不是这篇策子主要论证，论证的是另外一件事，能不能继续象以前那样，将岭南看成三不管的地界，继续将不好的官员流放到岭南来，鱼肉百姓？
郑朗虽然这篇策子刊于报纸，但引起很大轰动。
朝堂还得到一件消息，没有载于邸报，那就是西北。北阻卜大部分投靠西夏，契丹震恐，派官镇压。可是西夏暗中助军，打得难分难解。深冬来临，契丹撤回军队，西夏与北阻卜没有做好，多少年一直生活在契丹阴影下，以自保为主，不敢有太多的奢望。否则两头起军，契丹压力会更大。正是这种畏惧，使契丹人喘了一口气。数月征伐后，一些北阻卜部落重新投降契丹。但是北阻卜的事未解决，西夏人“逍遥法外”，有的打。这一战，保守的估计，没有两三年时间，不会有一个结果。契丹肯定是获胜的一方，但会是惨胜。对宋朝来说，君臣皆长松了一口气。
宋朝付出什么？
一些特务营的斥候，一些钱帛，这些钱帛还不够郑朗修湖南三分之一道路所需的钱帛之数。仅是先前的计划，一旦梅山蛮平定之后，费用更高，还有更多的道路要修！
以及郑朗为宋朝打下的良好底子，虽离开朝堂，但在朝堂上影响力依然存在。
看了郑朗这篇策子，赵祯与庞籍都有些怔忡，也许郑朗说得对，不能再将岭南当成以前岭南那样治理了，可犯下错误的官员往哪里流放？再者，没有犯错的官员，谁又愿意前往岭南为官？
答案在郑朗心中，未说，现在说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