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诏下，国家才到了真正恢复的时光。
而且郑朗也在拭目以待，看他的免税法产生多大的效果。
王安石免税法有许多弊端地方，再加上市易法，使得免税法效果仅限定在减少三四等户负担的作用上，商业价值被市易法冲消。若是没有市易法，这些中产者释放出来，会极大的带动宋朝经济繁荣。
也是隐形的，直接看看不到，最少要过五年以后。
不但免税法，还有裁兵法，同样要过很长时间，现在必须拿出钱来安顿退伍军人，这个退伍费很高昂的，想要看到效果，也最少得五年后。眼下不但没有效果。反而在增加费用开支。
陆续裁，已经将京畿数路兵士裁减完毕，战前禁兵与蕃兵，也就是正规作战兵士的主力。几达九十万，经过大规模裁减后，禁兵与蕃兵数量减少到七十一万不足。
已经与王安石变法后数字相仿佛。
但郑朗还不满足，想要不冗，禁兵数量得控制在六十万到六十五万之间。少他也没有这个胆量，多了便会冗。
眼下禁蕃兵数量依然会成为国家沉重的包袱。
乐观的是厢兵，经过免税法与进一步裁减。缩小到三十五万人不足。等于自开战以来的最高峰，先后裁减二十几万，近三十万兵力。还得要控制，压缩到九十万人，宋朝冗兵的弊端便会真正渐渐消除。
已经算是不错了。
之所以如此顺利，正是因为改良型的保甲法，京畿与河北河东陕西，募得保丁三十几万人。至少让赵祯产生一个错觉，俺的兵力没有减少。
不但赵祯会这样想，一些守旧的大臣也会这样想。
这一法最巧妙的地方便是除税。有的官员想要功绩，想强行征保，那么税务减少，不鼓励征保，保丁数量不足，面子过不去。还会有纠纷，但有了这个微妙的平衡，纠纷不会很大。即便有，也没有人在意，全部在关注着庆历新政呢。
近三十万兵士减少。眼下没有为宋朝财政松压，相反，三十几万保丁，或多或少地为宋朝财政增加了一些负担。
若没有庆历新政带来的种种争吵，宋朝正在逐步恢复中。
就在这时候，发生一件事。一件不是很大的事件，最终震动朝野。
开封城南便是陈留县，陈留县南镇西侧的汴河上有一座土桥。这个土桥当初没设计好，多阻挡航道，于是迁于此地，然也没有设计好，桥墩对着航道，漕运来往船只依称不便，每次过这里时皆小心翼翼的，省怕撞到桥墩，船只沉没。陈留县催纲，也就是押粮官李舜举建议，将这座桥迁到他处。
听到李舜举反应，开封府尹吴育派开封县主薄李文仲与陈留知县杜衍前来核实情况。这个杜衍非是西府的杜衍，而是另外一个杜衍，同名不同人。李杜二人过来看了看，是不太方便。回去反应，吴育便下令拆毁此桥。
这时候出现了麻烦。
虽说是木桥，但能架在汴河上，桥也不会小，桥面高大，有数座桥墩，于是位于陆地桥面下面一侧被一户人家利用，如果拆毁此桥，他家的房屋也必将被拆毁。
这时代也有拆迁补偿的，补偿的形式不同，例如房屋，会给一些工料钱与地皮，让你重新建盖。或者占地，也给地钱，或者另给良地。不过人们还没有炒作地皮的慨念，政府也没有指望地皮来赚钱，所以成本不高。
但象这户人家属于非法侵占，肯定不会补偿。况且房屋又造得美仑美奂，那有钱来补偿？然而这户人家是当地的大户，还带着一个卫尉寺丞职官在身，名叫卢士伦，正好都官员外郎王溟以前租过他家的房屋，两人交情非浅。卢士伦送了一笔厚礼给王溟，王溟接受卢士伦贿赂后，便去找三司使王尧臣求说。他不会直接说不能动卢士伦家的房屋，而说这座土桥存在很久，没有李舜举说得那么严重，开封府是多此一举，浪费钱财。王尧臣与王溟是同年进士，两人平时有素交，形式类似郑朗与张方平。他没有想到其中的弯弯绕绕，便对户部判官慎铖说不必拆桥，节约财政。
他是一个三司使，总管着多少事务？这件小事，也不会亲自视察的，慎铖不同，听说后问了问，心中迟疑。于是耽搁下来，王溟见到王尧臣不动弹，又催问一次。王尧臣便第二次问慎铖。慎越误会，没敢直接问，王司使，不是拆不拆的问题，是卢家那个房屋。以为中间有猫腻，不敢得罪王尧臣，便说开封府已经开始强迁拆桥。
王尧臣有些来火，说了一句：“当初为了建筑此桥花费良多，仅用三十年，就忽然迁往他处，难道不怕浪费钱吗？”
有可能他是想节约经费，这个三司使做得很苦逼的，处处缺钱用。熬了一年多时间，容易么？想维持，必须精打细算。有可能是他不满吴育的强横态度。
然后殿中丞陈荣古前往现场察看，不便是存在的。但小心驶船，也不会造成船翻人亡的恶劣后果，又揣测王尧臣心意，陈荣古回来后就说无妨，没有李舜举说得严重。
这拆了一小半不拆了，吴育心中不服，弹劾陈留桥存在舞弊事件。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