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时文的题目是‘国人皆以夫子？’另一篇的题目是‘不亦说乎有朋’的小时文……按说
试题一出，原本鸦雀无声的考场中，却发出一阵无法抑制的倒抽冷气声。阮县令便看到许多学生面色煞白、如丧考妣，显然是被自己出的题目骇到了，不由微微的得意一笑…… 县试虽是大明朝最初级的考试，但因由知县命题，且自主性很大，所以也是最不靠谱的考试……有的县令很懒，随便从经书上找句话应付，有时甚至与考生平时背诵的程文完全相同。因为法律并没规定不许‘剿袭’，所以正好背过那篇的考生，只需将其默写下来既可，而且哪个考官也不敢不取——要知道不是谁作一篇都可以称为‘程文程墨’的，那都是时文大家、历代翰林所作，你敢说个‘孬’字吗？ 取是取了，也不犯法。可对出题人来说，却是十分丢人的……国家为选材计，花了这么大人力物力举行考试，你就出了这么个程文满天飞的题目，能考出什么东西来？ 实际上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作为题库的四书五经就那么几万字，全国一级级那么多考试，都要从其中出题，大清朝自从回复科举以来除了那些犯讳的话之外，哪一句没有用过？ 刚开始还好说些，毕竟刚刚开始，题目不多，只要去书店买全套程文回来，翻一翻目录，就能做到不重样。但到了现在乾隆年间年间，出题官便开始窘迫了……因为历年程文积压太多，他们买不起了...这下便便开始窘迫了 但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于是有位被逼急了的兄台，便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句子中各提取一半，组成一个没人见过的新句子出题，美其名曰‘截搭题’。要知道排列组合是无穷尽的，所以立刻开创了清朝科举的一片新天地。于是后人纷纷效仿，然这阮元是有才学的翰林自然不愿干这种投机取巧的事情，但是从四书五经取题却是免不了，索性就来了一段不着调的话“国人皆以夫子”这句话出自《孟子》原文‘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殆不可复。”孟子曰：“是为冯妇也。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要是简单如此的还好，这也不是太难，难就难在这阮元出的接下来的不是首诗而是另外一篇前后不搭的时文“不亦说乎有朋”
这句话出自“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句。
即使没做过八股文的也能看出来，小题因为割裂经文，牛头鹿身，在士子看来，往往题意难明，题情难得，在破题时但有毫发之差，写出来的文章便去了千里之外，所以时人皆认为‘小题难于大题’。 现在阮县令所出的，便有一道截搭题，而且是变态的混搭，无怪乎大部分考生一看题就想回家。 但也有几个例外的，比如说坐在四排的一个中年男子，微微沉吟片刻后，便面露微笑，开始提笔在稿纸上疾书，显然已经成功破题。然而说坐在八排的那个李尘进场的那位老者，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也已经开始面色凝重的提笔书写。 还有几个年纪大些的童生也陆续解题完毕，开始构思文章。 但论起轻松自如的程度，哪个都不如坐在三排十列的那位，即使看似轻松的中年男子也要比他差一线。 且说李尘一看到那截搭题，心中马上有了定数， 但他只微微沉吟，便提笔写下‘说以学而深，即可决其朋之有矣。夫说生于时习，即生于学也。以学及人，而朋之有也。不可必乎？’便将两个句子，连缀的天衣无缝！ 其实这种截搭题看似无理，却是真正能考验考生的水平。不仅要将书经吃透，才能看明白两截分别的意思，还得开动脑筋，将其巧妙连接起来，最起码要自圆其说。这分明是在考察应试者随机应变的能力，也恰恰是绝大多数考生畏之如虎的原因…… 要知道绝大多数读书人，在学完四书五经及相关著述后，便把全部精力放到八股文上，整日里诵高头讲章、背程文窗稿，不看三通四史，不知秦皇汉武，脑袋早如花岗岩一般僵硬，让他们去随机应变，还不如让老母猪上书来得现实。 李尘现在之所以应对轻松，是因为他的脑袋没有僵化，不会拘泥，很容易便将本不相干的两句话扯到一起……这种联想能力本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但在一群拘泥不化的读书人中，竟显得那样特别！ 此刻李尘终于明白西庄先生为什么大反常规，迟迟不肯教自己时文了——是因为先生从他身上看到了与众不同的创造力，不受束缚的思维能力。而这种特质的天敌，就是死板教条的八股文，如果沉迷于应试文章，久而久之，消涨之间，便会与大多数书生一样，古板迂腐，百无一用。 而西庄先生虽然本身古板，但阅历丰富，又埋头隐居多年，研究时文，知道读书再多的书呆子也是百无一用，真正能干好事情的，还是李尘这种头脑灵活、心思通明之人，所以他恪守孔夫子‘因材施教’的教诲。一面用繁重的课业，磨练沈默的心性，将他性格中的浮躁和投机取巧的缺点除去；一面将其课本扩展到诸子百家、经史子集，以历代大家的智慧与心得，来增强李尘的心智。以免李尘误入歧途，这也许就是王念孙不肯教李尘的原因，似乎只有王鸣盛这样真正不拘于小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