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十三行是清代专做对外贸易的牙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又叫“洋行”或“洋货行”。
广州的对外贸易全属官营，而以牙行经纪这些事情，所以开设牙行的多半都能获厚利，赚大洋。清初的诗人屈大均在《广州竹枝词》中有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三洋；五丝八丝广段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足见当年十三行的兴隆旺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粤海关设立。它名义上专管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宜，实际上税收营生都是由十三行出面主持，承接包揽的项目，其中包括代办报关纳税，商品同购销买卖等业务。
粤海关设立通商的当年，广州商人经营华洋贸易二者不分，开放海禁之处，并没有设置专营外贸商行。次年四月间，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住税征收对象是本省内陆交易一切落地货物，由税课司征收；行税征收对象是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由粤海关征收。为此，建立相应的两类商行，以分别经理贸易税饷。前者称金丝行，后者称洋货行即十三行。名义上虽称“十三”， 其实并无定数。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一道圣旨，广州成为全国唯一海上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商”，经十三行进出口的贸易额节节增长，日子一长，十三行就逐渐演变为一个特殊组织，享有了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权，在这些特权买办中，又尤其以商家潘、卢、伍、叶四族豪门获利最多，所以由此发展成为广州四家最大的买办阶级。而广州也成为清代对外贸易中心。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十九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乾隆五十五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
广东十三行公行确立于康熙四十二年。年最初由宜官方指定一人为为外贸经手人。此人纳银4万两入官，包揽了对外贸易大权。后来，各行商从自身利益出发，共同联合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行会团体，即所谓的公行。据史记载，于康熙六十年，公行众商啜血盟誓，并订下行规十三条：
第一条：华夷商民，同属食毛践土，应一体仰戴皇仁，拆图报称。
第二条：为使公私利益界划清楚起见，爰立行规，共相遵守。
第三条：华夷商民一视同仁，倘夷商得买贱卖贵，则行商必致亏折，且恐发生鱼目混珠之弊，故各行商与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议价货价，其有单独行为者应受处罚。
第四条：他处或他省商人来省与夷商交易时，本行应与之协订货价，俾得卖价公道，有自行订定货价或暗中购入货物者罚。
第五条：货价即经协议议妥贴之后，货物应力求道地，有以劣货欺瞒夷商者，应受处罚。
第六条：为防止私贩起见，凡落货夷船时均须填册，有故意规避或手续不清者应受惩罚。
第七条：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国画之类，得由普通商家任意经营贩卖之。
第八条：瓷器有待特别鉴定者，任何人不得自行贩卖，但卖者无论赢亏，均须以卖价百分之三十纳交本行。
第九条：绿茶净量应从实呈报，违者处罚。
第十条：自夷船卸货及缔订装货合同时，均须先期交款，以后须将余款交清，违者处罚。
第十一条：夷船欲专择某商交易时，该商得承受此船货物之一半，但其他一半须归本行同仁摊分之，有独揽全船货物者处罚。
第十二条：行商中对于公行负责最重及担任经费最大者，许其在外洋贸易占一全股，次者占半股，其余则占一股之四分之一。
第十三条：头等行，即占网等者六；新入公行者，应纳银一千两作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入三等行内。
初时，公行没有法定的共同领袖，也没有取得完全统一的部署，组织相当松散，时散时复。一直到乾隆四十五年，广东巡抚李湖等奏请明立科条，建议“自本年为始，洋船开载来时，仍听夷人各投熟悉之行居住，惟带来各物，令其各行商公同照时价销售，所置回国货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代买”即是说要复设公行。
广东十三行在乾隆五十二年因为商帮首领潘启的去世，潘家的仁和堂在潘文海的带领下逐渐被伍秉鉴所超越，因此伍秉鉴的怡和行便取仁和堂为首领，成为商帮实际上的首领，这广东十三行分别是伍国营的怡和行，商名浩官，卢继光的广利行，商名茂官，潘绍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谢有仁的东兴行，商名鳌官，梁亟禧的天宝行，商名经官，严启昌的兴泰行，商名孙青，潘文涛的中和行，商名明官，马佐良的顺泰行，商名秀官，潘文海的仁和行，商名海官，吴天垣的同顺行，商名爽官，易元昌的学泰行，商名昆官，罗福泰的东昌行，商名林官，容有光的安昌行，商名达官。
以此十三行的地位才算确立，而十三行因为伍国营的关系，也开始在最近几年不断的发展，不仅和京城的棉课等四位王爷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