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后的永定县委作出规定：“如有各级党部及机关不坚决地执行肃反方针，宜当彻底改造。”“应把反社党工作中表现犹豫的坚决清除出党。”
而在实际做法上，只要有人被认为肃反行动不力，或表现出思想上的犹豫，就会被戴上“社党”分子的帽子，抓起来予以刑讯。
这使得干部人人自危，被迫表现出积极投入斗争的姿态，以求自保。一时间，肃“社党”成了党政军机关、民众团体一切工作的重心。
运动铺开，各地抓捕的“社党”分子越来越多。按照休一株在虎岗审判大会上宣布的三条惩办原则。起初的半个月，各机关、单位和部队无论抓捕犯人还是处决犯人。都得上报肃反委员会。取得批准。
后来要抓要杀的人越来越多，肃委会来不及作出批复，：干脆下发了一个文件《闽西苏维埃政府第25号通告》，作出了新的规定：“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以先执行，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
于是。疯狂继续！第25号通告的新规定，打开了滥抓滥杀的总闸门。
狂潮起处，人头纷纷落地。被处决的“社党”分子。十有**是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权中的中坚分子。相当部分是闽西各地红sè区早期的创始人。
不少地方一次又一次地宣布破获“社党”机关，出现的名称由“社党”支部，上升到总部，直至各级“特委”。
闽西苏区的最高红sè政权--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与候补执委，半数以上的人受到牵连。有的正在主持会议。就被突然而至的保卫干部，用一根绳子反捆两臂。锁住喉结，在人们的目瞪口呆中押走。
赤sè龙岩县委，曾三次宣布破获“社党”地下县委；就是一些区乡的少年先锋队，也发现了“社党”组织。
之所以那么多的党员、干部被打成“社党”分子，主要是根据口供抓来的，抓来就审，以刑逼供，然后按口供再抓，越抓人越多。判定“社党”分子没有明确的界限，按照特委的文件规定，一些平时工作上犯有错误，或者消极落后的干部，一概可以视做“社党”分子。
正如特委在“特字一六二号”文件中规定的那样：“这些分子，虽然不是社党成员，但实际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发展的对象。”左倾到了极点的肃反路线，有如一张疏而不漏的天网，只是需要，什么人都可以收捕其中。
赤sè永定县委，是处决曾牧春后改组的，由原县委常委、秘书长张觉先代理书记。张主持县委工作正好25天，就被县肃反委员会主席在全县的党团联席会议上宣布是暗藏的“社党”，就被逮捕起来。
同时被捕的还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郑世明等13名干部。这些被破获的“社党永定县党部”成员们，只在临时牢房里关押了一夜，每个人“过堂”一次，翌日上午一处山野荒地就成了他们的归宿。
一个代理县委书记，竟由一个县委属下的肃委会主席主宰了命运，在“肃反中心”论指导下，当时政权混乱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赤sè杭武县第五区的区委书记伍超然，没有及时按照县肃委发来的名单抓捕“社党”分子，第二天下午就被赶来的特派员下令逮捕，被抓的还有区委的主要干部12人。
第三天上午，第五区举行公审大会，集体处决这个升格为“社党杭武特委”的成员们。根据杭武县肃委会1931年6月1日编的《革命法庭》记载，这12个干部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最小的才16岁。
从保留下来的历史材料中，可以看到当年”印记“。赤sè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2月19日，在给闽粤赣省委的信中讲道：“这一非常事件，给闽西党的创伤是严重的，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减为5000人不到。”
闽西团特委1931年7月12日在给苏区团中央的报告中，也讲到团组织陷于瘫痪的情状：“全区30个区委中，只有1个区委能勉强维持工作。团的组织生活及中心工作任务，发生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新干部幼稚，一切工作秩序都错杂无绪。”
比各级党政组织解体、涣散更为严重的是，在面临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的严重敌情下，大批红军指战员在清肃运动中无辜受害，致使战斗力严重削弱。
赤sè闽粤赣特委于1931年5月”日给永定县委的信中，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红12军在这次清肃之后，内部的确万分成问题，战斗兵的减少，指挥员的缺乏。以及士气勇气的减低，这决不是东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决的。”
由于红军力量的削弱。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闽西的进攻。苏区的红sè政权由原来的48个区，锐减到22个。
7月，特委书记邓发奉调瑞金，其职务由卢德光接任。7月中旬。从上海绕道香港再抵闽西的卢德光来到永定。
张鼎丞、郭滴人等人，包括下来检查工作的闽粤赣省委组织部长罗明。敏锐地意识到一种转机的到来。他们分别找卢德光，介绍苏区肃“社党”的情况。卢听了他们的反映，又到了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