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李悠来到大明之后，先是抄了晋商八大家的家产，现在又将钱龙锡、温体仁、祖大寿等人的家产抄了个干干净净，给他弄到了数以千万两计的银子，但是这样的手段只能偶尔为之，或许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大明的财政危机，可从长期来看却需要调整大明目前的财政手段，让大明的财政变得健康起来。
想要解决财政问题自古以来无非是两个手段而已，要么较少支出，要么增加收入，在崇祯登基之后，代表了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的东林党借着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机会，引诱缺少政治才华的崇祯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大明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全都压到了普通农民的身上，朝廷财政收入大大降低。
就拿茶叶税来做例子，大明征收茶税的标准早已确立，每引茶一百斤收税金200文，后来又增加到每百斤一千文，这一点《明会典》记载的很清楚，“官给茶引，付产茶府州县，凡商人买茶，具数赴官，纳钱给引，每引纳钱一千文，照茶一百斤。”按照这个标准，江南、四川等产茶之地每年都应该给朝廷缴纳大量的赋税。
然而一些产茶大省，收的税，低到荒谬的程度，比如四川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500万斤，可是一年征收的茶叶收入总共还不超过2万两；这还算是多的，浙江的茶叶税收只有六两，云南是17两，据说是用几乎贬值成为废纸的大明宝钞来评估税额。
应该缴纳的赋税由从万两为计变成了区区六两，东林党和江浙的商人得了好处，朝廷用度的不足却压倒了贫困的农民身上，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形成大量流民，大明很快就倒在了流民和建奴的夹击之下。
而那些江南的士绅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数十年后他们就被南下的建奴屠戮一空，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却便宜了建奴，殊不知到那个时候他们有没有后悔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若是他们当初大度一些，为朝廷提供足够的军饷，让他们挡住建奴，他们的下场会不会好一些？
若非死到临头，想必这些人还是舍不得自己的钱财吧？李悠暗自摇头，像这种要钱不要命的商人他在这么多的任务世界里见得多了，大明的商人绝非仅有。
李悠可以低估他们的鼠目寸光，但是却不能低估他们现在拥有的实力，江浙士绅在朝堂上势力极大，在本地又是经营了上百年，势力早已遍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在没有准备妥当之前，极难对他们下手，所以李悠还是决定从长计议，先将目标对准了另一波让大明财政背上沉重负担的势力身上，那就是大明宗室。
明隆庆三年，宗室人口过18492人。再过26年，到明万历二十三年，见载于玉牒的宗室人口，已达157000余人。估计到明朝末年，宗室人口至少已超过20万人，这大概是世界上繁衍发展最快的宗族，正如当时人王世贞所说，这也是“千古所未有也”。
巨大的宗室数量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开支，明制规定，宗室禄给标准，亲王禄米10000石，郡王2000石，镇国将军1000石，辅国将军600石，镇国中尉400石，辅国中尉300石，奉国中尉200石，公主及驸马2000石，郡主以下逐级递减。
如嘉靖三十一年，全国税粮总收入为2285万石，而各王府的岁禄开支就达853万石，占全国税粮总收入的37%，成为国家经费中的最大开支；光供养这些对朝廷毫无益处的宗室，大明每年几乎要消耗四成的国家收入，这是多么可怕的数据啊！恐怕朱元璋也没有想到宗室的问题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境地吧？
除此之外，宗室还占据着大量的土地，就拿当初深受万历皇帝喜爱的福王做例子，他在就藩之时得庄田二万顷，盐引千计，而这些土地都是不用缴纳赋税的，单单一座福王府就占据了这么多的免税土地，整个大明二十万宗室加起来又是多少？如果再派出那些士绅免税土地、隐瞒不报的隐田，以及僧田等，大明究竟还剩下多少缴纳赋税的土地？国家的赋税都压倒那些可怜百姓的身上，他们不造反才是没天理了。
大明后期，许多帝王也因为宗室的问题感到头疼，他们想出了各种办法来削减宗室的钱粮，比如规定宗室成员必须要在玉牒中登记正式的名字才能得到封爵和钱粮，但是由于朱元璋规定的起名规则，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能用的字都用遍了，许多人找不到合适的字来给自己取名字，朝廷刚好借此省下这笔钱粮。
另外皇帝也开始拖延给他们的钱粮支付，而且实际发放的数额也和规定的数字相差甚远，但是这都无法根本性的解决宗室的问题。
朱元璋规定，大明宗室，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且不可参合四民之业，他们不得干涉地方政治军事事务，不得擅自离开封地，不得经商，不得参加科考为官，不得从事手工业，不得反正他们只能待在府里吃了睡睡了吃，其他的几乎啥也不能干，朱元璋这是打算把这帮人当猪养了，养了这么二百多年，最终养出来二十多万废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