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杰出贡献，并且影响深远。
比如现今儒者们公认的北宋以来的几位儒宗中，范仲淹是“立德”和“立言”兼具，王安石、司马光、邵雍、张载、二程都是“立言”，南宋首任宰相丁起是“立功”。
这位已经病逝的南宋宰相是靖康之后首位被承认的“儒宗”，因为其主持、推行的建炎新政挽救了危如累卵的大宋朝，使国家实现了富国强兵，而且为后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论“事功”的功绩是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之上——后二者虽然提出了良法，但实施失败了，没有建起“功”。
然而，建炎新政的真正设计者是名可秀，而她隐在幕后指挥，这“立功”自然落不到她头上——名可秀对此并不在意。
但是，身在朝廷、为建“事功”奋斗的大公党成员们却很在意。儒家士大夫的最高追求是什么？不是功名富贵，也不是死后追谥为“文正”，而是“死而不朽”！——“三不朽”是最耀眼的青史留名！
丁起树立“三不朽”的“立功”，除了他自身的能力、智慧外，还与名可秀的造就分不开，这对大公党成员们太有鼓舞意义了——谁不想成为治世之名臣，然后更上一层楼，成就“立功”之“不朽”呢？
名可秀以“立功”的荣耀造就追随者的辉煌，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也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
对于名可秀自身而言，即使她身处幕后，无法光明正大地成就“立功”，但她的《论语集注》被宋周两国都颁定为官学教本后，就已确立了她大儒的地位，而她创建的共济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真正做到了“博施济众”，而其成法可为后世借鉴，可谓“惠泽被于无穷”，从这个层面来讲，已经达到了儒家践履躬行、德施天下的“立德”标准了。
但是，儒家的“三不朽”的范围是模糊的，标准也是不明确的，更多的取决于儒者们的认可和尊崇，确切地讲，是当世大儒和名儒们的认可，而名可秀身为女子，这就使她在男尊社会里获得“儒宗”这种认同比起其他大儒要艰难得多，换句话讲，就是认可她为儒宗的心理水平线被扯高了。
而名可秀的《中庸正义》成为宋周两国先后颁定的官学《中庸》教本，她在儒学界的声望再次达到了一个高点，稷下学宫祭酒谯定在一次学者集会上公开赞誉她为“南北儒宗”，得到了大部分稷下学者的认同。
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庸正义》成为名可秀的第三部官学儒经教本，而是因为名可秀对中庸精神的诠释，或者说创新、树立。
如果说名可秀诠释的《论语集注》和《大学正义》还是在纠正前辈大儒的谬解，那么《中庸正义》就是在“仁”的核心上，以“中、庸”为大本，完善地阐发了儒家的中庸精神，确立了更适合治世、平天下的儒家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对孔子“中庸”思想的最圆满的诠释。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孔子虽然视中庸为至高之德，但在《论语》中明确提及中庸的只有一句话：“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其中庸思想是散落、隐藏在《论语》的章句经义里。子思著《中庸》文章，将孔子的中庸思想阐发了出来，但子思的“中庸”只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种，如仁义、礼乐、孝慈、忠恕、圣知（圣智）等，而地位还在仁义、礼、孝慈之后，故一直未为儒家重视，直到北宋才开始注重，二程并做有《中庸解》，但是二程诠释的“中庸”仍然是“独立”的，没有成为儒家的纲绳，而这个“纲”本应与仁这个“核”同等重要——没有“纲”，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就是散乱的，没有一条纲线把它们串起来。
而名可秀做了这件事。
她以五句十八字作为中庸精神的纲，以中庸精神作为整个儒学的纲，不仅将儒家思想串连了起来，而且实现了范仲淹提倡却未做到的事——将儒学化繁为简。
“化繁为简”是名可秀做到的第二件事，这件事的意义同样重大。
它使儒学的微言大义变得浅显易懂——这样才能真正普及。
这是名可秀注解《论语》和《大学》就在做的事，而《中庸正义》更进一步，树起了儒学的“纲”，有了这个“纲”就将整个儒学都变得简单起来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儒学只有变得浅显易懂，才不会成为“高阁学问”，传到后世子孙就会半知半懂，或懵懵懂懂，至最后不懂就束之高阁了，更糟糕的一种结果是，因为没有真正学明白而谬解或阉割儒学，那就成了误国之学了，害人害世。
所以范仲淹不愧是有极远大目光的儒宗，一早就提出化儒学为简，而他没做到的事，名可秀做到了，单论这个治学的功绩，就已在范仲淹的“立言”之上。
名可秀还做到了第三件事。
是什么呢？
两个字：条理。
这是可以与“化繁为简”相提并论的两个字。
北宋的儒家们，从范仲淹起，至胡瑗等宋初三先生，再至庆历五先生，又至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新旧两党的儒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