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激动。
他们都知道，今日一定有大事，否则名主不会这么兴师动众地将他们召集在一起。
名可秀和卫希颜在会议长桌的一北一南相对落座。
众人随后落座。
名可秀穿了一袭白色的深衣，眼睛湛然有神，环视长桌左右两侧各十二位阁臣，缓声道：“身居要职的差不多都来齐了，还有一些位居远地，或身居军职者，不便赴京，阁议后将有专人传达纪要。各位职下都有一些属员，回去后当传达此次阁议旨要，但对今日赴会者身份须严守秘密，不得向外泄露。”
“诺。”众人齐声应道。
名可秀清音徐缓，却不失力度，“今年，是振道社立社的第三十个年头。三十年前，先父先母痛心于时局腐朽，上有荒唐昏君，下有祸国权奸佞幸，朝廷处事外懦内严，让多少有志之士徒有热血而志不能伸，遂立振道堂，先后聚各方同人，以保国安民为志，结盟立誓，振道奋起。”
众人不由抬头望向名可秀身后横梁上高悬的黑字匾额，目光流露出怀念神色。他们这些人各有各的出身背景，也各有各的辛酸或落魄遭遇或颓唐，却都因缘聚会，汇集在名重生、花惜若夫妇建立的“振道社”下，便是为了心中的志向和不甘而重新奋起。于是，有的应科举，有的入太学，有的做流官，有的做幕职，有的开书院教学堂，有的著书立说，等等，。直至建炎朝立，他们又响应名可秀之召，未入官的都通过各种路子入官入朝，时至今日，又重新回到“弘道致公”这块匾额下，想起旧时遭遇，想起当年誓约，心中都不由唏嘘潮起。
“十四年前，在兵凶国难之际，振道社的‘保国安民’社旨有了一个明确变化，准确地说，是更加具体，即那七句二十一字：‘逐昏君，去奸佞，清贪腐，振武事，御外辱，强国家，安黎庶’——经吾辈同人十三年奋志青云，发扬蹈厉，如今可以说，这一目标已实现九成。”
众人都扬起欣慰的笑意。
那七句二十一字是名可秀当初总结提出来的，振道社上下都很信服。
比起创社的名重生、花惜若夫妇，名可秀处事更奋进，而论智慧、能力、坚毅性格，以及行事手段，均让老辈子们逐渐服膺。更重要的是，她比她那对卓绝的父母更多了一份时运——这很重要，须知多少英才大略者却是折戟于时运不济。这种时运的认定，是起于名可秀在幽州被雷氏父子设陷伏击却大难不死后，振道社很多人开始相信这位将承继振道社的女少主是有上天眷顾的--值此国家危难之际，他们需要一种时运的信心来振奋自己。而这种关于时运的信任为名可秀在靖康年间整合振道社，将它形成更为严密的团社打下了基础。
振道社里的多数成员都是读书人出身，还有进士、官员，不可能像名花流帮众一样号令，名可秀最终能在社里形成令行禁止、上下齐一的局面，除了她自身才智能力的因素外，靖康年的危亡时局，以及她的时运，都为她加了分。最终使她成为一面屹立的大纛，将所有掌控和牵涉到的势力都聚拢在她的旗下。而名可秀在这个时候将振道社的社旨细化为七句二十一字，便将“保国安民”这个相对空泛的大志落到了实处，等于明确了众人奋斗的方向，遂在提出之后，便为众人接受，成为建炎朝枫阁阁属们的奋进目标。
如今，他们可以自豪地说：“振道有功！”
“但是，”名可秀声音一顿，变得清峭，“大道千里，吾辈不过才积跬步，昔日成绩虽可欣慰傲然，却不可自满，止步。振道之途，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众人面色又都肃然起来，他们知道，名可秀下面的话，就是今日聚议的主题了。
“今日之会，聚议二事。”
名可秀点明话题，道：“其一，再议振道社的社旨。”她没有给大家多想的时间，接着道，“吾以为，当再加三句九字——”她的声音抑扬顿挫，“立宪章、昌文明、永华夏。”
众人细细咀嚼着这九个字。
在座的都是有学之士，即使出身名花流的谢有摧，论学问博识也比卫希颜强得多，对“宪章”二字的出处自然都是清楚的：《后汉书》说袁绍“触情放慝，不顾宪章”，《颜氏家训》曰“朝廷宪章，军旅誓誥，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贞观政要》论赦令曰“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均指典章制度；又引申延意为法度，兼有至高效法之意，如《礼记·中庸》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可见，“宪章”是有至高规则之意，不是哪一朝哪一代遵守的典章制度，而是不管王朝变更，都必须遵守的法则，可谓之为“世道之则”。
众人都不由呼吸一窒，紧跟着心脏急促跳动起来。
儒家言“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若能立下宪章历朝历代都遵循的宪章，那可是堪比圣人立德的荣耀，比起建立一朝的功绩、著书立说都要光芒得多啊！
众人更加全神贯注地听下去。
“何谓昌文明，永华夏？”
作者有话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