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城市化和临安的郊区化（人口）
4、最后的辉煌：临安的郊区化
在继承了战国以来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诸多原因的基础上,宋代朝廷采取了进一步的开明举措，在县治以下允许设市,于是出现了许多小型的商业市镇，曾经的不定期集市也转化为了常设的市。同时,由于宋朝的军权向中央集中，驻军的“镇”逐渐转变为地方上的商业市镇。这些因素促成了有宋一代城市化水平的大发展。
南宋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为： （1）首都临安：3.55% （2）市镇（500户以上者,约合2500人以上）：2.76% （3）其他大、中、小城市：15.74% 。Total：22.05%
12世纪的临安占据全国总人口的3.55%，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2009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大约为1950万，假设全国人口为13.6亿，则北京市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也只不过为1.43%而已。
南宋是中国城市化历史的最高峰,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南宋以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境内再也没有出现过20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再也没有达到过22%。
南宋以后中国城市的变迁有两个特征：第一，大城市停止扩张，可以说是达到传统城市的发展极限；第二，城市人口虽然没有向农村回流，但却有向农村靠拢的趋势，也即靠近农村的商业市镇有很大发展，这一点在江南表现最为显著。
5、始于12世纪的没落
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研究指出，中国自12世纪起人均GDP就陷于停滞状态，直至19世纪的700年里几乎保持不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农业平均生产力的下降，而平均生产力的下降根源于人口的迅速增加。由于人口膨胀，农民们能够通过投入大量的人力实现农田的精耕细作，这导致对农业技术改进的需求减弱，从而使农业技术的发展基本停滞。农业生产力没有增加，可是需要养活的人口迅速增加，这样我们便陷入了马尔萨斯所描述的人口过剩陷阱里去。
这首先触发了前述的第一个城市化制约因素，即农业生产力的限制。农村人口过剩及农业生产力下降导致农业余粮率大大降低，而农业余粮率大幅度下降导致城市的粮食供应陷于危机。
根据赵冈先生的测算，历代每人平均占有原粮的水平为：西汉：574（市斤）唐：716 ，宋：906 ，清中叶：830 ，现代（1949）：418 。每人平均粮食占有量自然反映余粮率，进一步影响到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城市人口集中的程度，也就是大城市的规模。
同时，京师的粮食供应圈不得不扩大，漕运的平均运距延长。最明显的证据是，南宋以后各朝代京师人口数下降，清朝乾隆时期北京城也才只有78万人口。
在20世纪以前，中国境内再也没有出现过宋朝开封、临安那样大的城市。
限制城市化的第二个因素是城乡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这也在12世纪的中国成为现实。大家常认为中华民族“安土重迁”，实际上这个成语所描述的是一种心理状态，而非制度。在制度层面上，战国之后的历代王朝基本从没有限制过城乡居民间的双向流动，那么为什么12世纪之后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减缓甚至消失了呢？原因还是在于严重的人口过剩，其他书友正在看:。
嘉庆时的《松江府志》曾记载：“田收仅足支民间八月之食。”请注意，第一，这不是歉收的原因导致的饥荒，普通年份和丰收年份依然如此；第二，够“八月之食”已是最高产量，再增加劳动则边际产量是0。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意味着该地出现人口过剩。
由于人口过剩导致余粮率不足，城市再也无法容纳更多人口，只有农村能够收容，并通过“以副助农”的手段消化这些作为隐蔽性失业人口存在的剩余人口，这导致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基本停止，“民无可移之处”，只好都静止下来，忍受眼前的贫苦生活。城市规模不再扩大，但与此同时总人口在快速增加，所以作为城市化衡量标准的城市人口/总人口的比例在不断下降。
12世纪之后日益严重的人口过剩不只单纯地阻碍了农民进城，它还从另一个维度上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的逻辑是：农业人口过剩导致农村的粮食难以自给自足，促使农业家庭以副助农，在江南地区人口过剩最严重，此风亦最盛。
农村手工业的发展由此发轫，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农村手工业绝不是自给自足型的经济，农户之所以进行手工业生产，是为了有效利用剩余劳动力，并借助这一手段换回足够餬口的粮食。
据吴承明先生在《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中测算，鸦片战争前，中国每年生产约6亿匹棉布，其中52.8%是以商品形态在市场上出售，计3亿1500万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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